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历史不忍细看。但王铎精神大厦的坍塌，不是在雨中率百官跪迎侵略者，做了贰臣那一刻，早在被薅掉胡子的那一天，一切就都无可挽回了：这标志着他人格尊严的被彻底摧毁。他人生最后的八年，可以说是在呼酒买醉中颓唐掉了，而那个年龄段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正是黄金时期。
那个大时代的士人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决定性时刻：贰，或不贰。似乎并没有第三条道路。因为满清统治者还是跟男人的毛发过不去：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每个男人，没有例外。以晚明书法五大家为例，张瑞图不算，因为他在这之前就去世了；其余四人都遭遇了这个“决定性时刻”。浙江绍兴人倪元璐投缳自尽，福建莆田人黄道周绝食而亡。我们不能因为上过两天学，就以“愚忠”判断他们的行为。就像加缪所说的，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不要自杀。没有人会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的。他们的自杀，有封建伦理上“尽忠”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自由，即免于被奴役的自由。选择生，即意味着终生、世代为奴。这与儒家思想何干？看似温文柔弱的江南人，反抗反而最激烈，他们要捍卫的，不正是后代免于被奴役的权利？然而现在的我们，倒是沉溺在意识形态错乱的清宫戏中，自称“奴才”，很享受霸道总裁四爷的虐恋呢。而实际上满清将“奴才”称谓视为一种恩宠，寻常汉人都还没那个资格——做奴才竟是一种恩典了。错乱之尤的那部《甄嬛传》，不正是一部标准的蓄奴教材？
“不贰”的傅山：捍卫头发的“不合作者”
于是，河南孟津人王铎，山西忻州人傅山，余生都要活在这被奴役的悲苦中。王铎已经被钉在墙上，动弹不得，心如冷灰，唯一能被观众期待做反抗念想的只有傅山了。
傅山胡须不多，疏疏朗朗，这倒与他的道家身份颇为契合，虽然他的出家，也与保全头顶毛发相关。他固然是庄子的崇拜者，但同时化身“朱衣道人”也是一种策略，正如他以侍奉母亲为由不去拼个鱼死网破一样。然而，这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活下来，也许更不容易。傅山用一生证明了自己当得起“不贰”这个表率，仅靠行医、字画、做生意等维生，这对于一个曾经的富家子弟来说，殊为不易。“朱衣道人”的形象本身也是一种公开的反抗，既是捍卫自己头顶的毛发，又是公然悼念“朱”家王朝。这个形象当然会给他带来危险，例如1654年，湖北生员宋谦在山西组织反清复明活动被捕，耐不住拷打咬出傅山，这就是“朱衣道人案”。在朋友的斡旋下傅山才幸免于难。
其实他究竟有没有参与其中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明的遗民”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它隐藏着对自由的捍卫，对不愿意做奴隶的自由的捍卫。康熙年间，傅山七十一岁高龄之际，朝廷为笼络人心，设鸿儒特科考试，傅山碍不过地方官员的情面来到北京。走到崇文门附近的一个破庙，傅山就再也不往前走了。他抱定必死之心，决定在此殉道。然而康熙朝的政治环境已经有所变化，傅山不仅没被加罪，很多汉族京官还争相跑来看他，好像怀着内疚和羞赧，来拜谒“我们时代的良心”似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快上升到奴才了罢？而傅山不仅自己终生采取不合作态度，跟随他一生的侄子、儿子都是没有奴性的男人。儿子傅眉去世，傅山痛摧心肝，他也知道，自己不久于世，也没有能力再让第三代不去做奴才了。然而这种对奴役的坚决否定其实从未消失，后来在金庸的小说、胡金铨的电影里我们都能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