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可贵的是，以区区21岁之龄，便立下“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之不世军功的霍去病，面对帝王隆宠，他不但未曾志得意满，反而依然战意昂扬、壮志犹存。被封冠军侯后，他竟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之语拒绝了汉武帝所赐豪宅，这句千载已过犹是熠熠生辉的名言，不但体现了他不杀尽敌人誓不罢休的决心，也表明了他舍家卫国的耿耿忠心，因此，虽是短短八字，却有着震撼千古之力量。不得不说，此乃大汉尚武精神的最高体现，以一世之人的牺牲与奉献，换来国家稳定繁荣与边疆长治久安。
有“在汉中兴，充国作武”之赞誉的名将赵充国，其一生历经武帝、昭帝与宣帝三朝，74岁高龄时，仍自荐领军出战。今人常用的成语“百闻不如一见”，最早即是出于他之口。他所倡导的留兵屯田之策，可谓深谋远虑，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且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所以杜牧说他“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
到了汉元帝期间，名将陈汤奇兵斩杀郅支单于之首，不但一雪累年之耻，且使“万夷慑伏，莫不惧震”，至此，大汉之威已然达到了最高点。陈汤给汉元帝的上书中，其显示出的“威风凛凛、所向披靡”之强大气势，犹令后世之人仰服不已，故知大汉雄风，即如此也。
忍辱见志
然一个王朝之强大，必然是内外兼修的。故大汉之雄，不仅体现于其军事实力之强大，也体现在其文化成就与内在精神气质方面。中国文学史上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句，足可见秦汉文学之崇高地位，然秦王朝历时短促，故文学成就主要归功于两汉期间。两汉文化思想兴盛，跟汉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是分不开的。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在这种情况下，旷世巨著《史记》才得以应运而生，否则，凭司马迁一人之力，根本无法独立完成“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撰写工作。
史书记载的“苏武牧羊”之历史典故，讲的是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整整十九年之久而始终不曾变节的事迹。除他之外，出使西域的张骞，亦曾被匈奴扣押长达十年时间。匈奴对他们威逼利诱不成后，便百般折磨，其间经历之艰辛，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但苏、张二人始终都体现了“不辱君命”“持节不屈”的坚贞品质，前者更成为历代“忠臣”之代表人物，这也是一种大汉精神意志之所在。
历史上赫赫有名、及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丝绸之路”，初期虽是出于战略外交目的，张骞才在汉武帝安排下出使西域，然此举实实在在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历史突破。且因张骞得封博望侯，一些有识之士亦效之，才有了东汉时班超的“投笔从戎”“平定西域”之壮举及“万里封侯”之功勋。
一个产生伟大帝王的时代，必然伴随着许多传奇人物的涌现，而能够知人善用，才是建立不世功业之根本。因能知人善任、重用如“汉初三杰”者，故刘邦能成为天下之主;因能大胆提拔人才，故刘彻得以成就其“汉武大帝”之千古威名;因得“麒麟阁十一功臣”之尽心辅佐，故有昭宣中兴之盛世出现;因有“云台二十八将”之追随与拥戴，故刘秀得以开辟了“光武中兴”之东汉时代。可以说，大汉王朝既是一个天才人物迭出之朝代，也是一个无数英雄人物湮没其中不被人熟知之朝代，盖因群星璀璨中，惟其最耀眼、最显赫方能不被遮掩光芒。
后世多有学者认为，相较于游牧民族之勇猛与彪悍，中原民族战斗力极弱。事实上，中华历来民族众多，何独大汉能够攘夷拓土、国威远扬?概因其时之人，骨子里自有一股昂扬不屈之志气。汉人讲究“义不受辱”，对内，体现在对人格尊严之捍卫，终汉一朝，自杀的大臣达百余人，如绝食而死的周亚夫、引刀自刭的李广、饮鸩自杀的萧望之，皆是不愿受辱。对外，则表现在对国家尊严与民族气节之坚守，自汉高祖“白登之围”后，汉王朝以忍辱修好之方式，争取了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机会，为汉武帝一朝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在这六十年中，出于“谋定而后动”之战略考虑，暂时委曲求全，但对外敌之屈服，仍是一件奇耻大辱，让大汉王朝上下充满着不甘情绪，所以汉武帝耻极而挟怒出击，才能一举而成功。不但如此，其后为永绝后患，强悍的汉武帝更是连连主动出击，将进攻即是最好的防御这一兵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诚不负其“强汉”之历史评价也，纵观史书，不曾有哪一个王朝，像大汉王朝般自始至终皆激荡着一股慨然之气。即使落幕时，也依然不曾意气消沉，而是如一首荡气回肠的战曲，让人热血沸腾。三国时代之金戈铁马、群雄争霸，一个个英雄人物横空出世，演绎出一页页气势磅礴的篇章，然他们不论出自于曹魏、东吴还是蜀汉，皆是大汉子孙，展现的亦是大汉之武力与意志。故所谓大汉之绝世气势，即是兴也辉煌、亡也壮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