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接见切·格瓦拉
周恩来接见切·格瓦拉
1960年9月2日，古巴首都哈瓦那革命广场，卡斯特罗突然向在场的百万群众大声询问：
“古巴政府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愿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古巴，远在加勒比海的岛国，但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距它万里之遥的中国关切着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尽管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茅盾等人就曾翻译介绍过拉美文学，但这种译介却非常零星，而且几乎全部是通过转译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拉美文学汉译虽然在国家外交突围的政治诉求下逐步展开，不过相对于英语、法语文学的译介，仍然是零散的、边缘的。但是，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带来了转机：它将拉美文学瞬时提升至本土视野的中心。在今天看来，一个国际政治事件能够如此直接地影响文学翻译，颇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古巴革命胜利对整个世界的意义，以及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语境，也许能够对此有更深入的理解。
1959年1月1日，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仓皇逃往国外，宣告了该政权的垮台，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赢得了胜利。此后，卡斯特罗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消灭大庄园主制，收回外国资本占有的土地，将外资企业、巴蒂斯塔分子财产收归国有，同时还进行了本国私营工商业的国有改造。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在群众集会上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紧接着，古巴的三个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人民社会党”合并成立“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该组织正式定名为“古巴共产党”。因此，古巴革命的胜利不仅指起义胜利，也指民主革命的胜利。
对古巴人民而言，这是“等待了四个多世纪的胜利”。虽然，经过漫长的独立战争，1898年古巴终于赶走了自十六世纪初就统治他们的西班牙殖民者，可古巴人还未来得及品味“独立”的喜悦，就事实上沦为了美国的“殖民地”。直到卡斯特罗和他的起义军攻克哈瓦那，历史才开始改变。对拉美人民而言，这是带来希望和力量的胜利。虽然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但是曾经在赶走欧洲殖民者的斗争中扮演“庇护者”的美国很快就流露出独霸美洲大陆的野心。《门罗宣言》成为一柄双刃剑，它在不允许外国势力染指美洲的旗号下试图将整个美洲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于是，在拉美，任何不听命于美国“太上皇”的政权都无法生存，它们总会败于形形色色的离间、干涉、暗杀甚至武力颠覆。最终在拉美大陆，最常见也是最长命的统治者只能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独裁傀儡。“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曾任墨西哥总统的波菲利奥·迪亚斯如是说），似乎成为拉美人无法抗争的宿命。然而，恰恰是在距离这个拉美最强大的敌人最近的地方（古巴距美国最南端小岛基韦斯特[Key West]仅一百五十公里），古巴推翻了它一手扶持的巴蒂斯塔政权，甚至建立了最令美国“恐惧”的社会主义政权。这“彻底打破了拉美反美必败的神话”。它因此成为希望之所在。当时正竞选智利总统的左翼联盟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在1960年写道：“古巴的命运如同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命运一样”，因此“古巴革命是一次民族革命，但它也是整个拉丁美洲的一次革命”，“它指出了我们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塔瓦雷斯·德尔亚雷尔《古巴革命》，序言，哈瓦那，1960年，转引自理查德·戈特《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3页）。同时，正如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说，古巴革命是与经典列宁主义革命或毛主义的经验都不相同的一种第三世界的革命；它有一套自己的革命战略，即游击中心理论（杰姆逊《60年代断代》，见王逢振主编《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因为它既非苏联式的城市暴动，也非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初既没有共产党领导，也不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十二个逃进马埃斯特拉山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游击战中不断壮大力量，最终取得了起义的全国胜利。这一颇富传奇色彩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左派的激情，丰富了他们对革命的想像。霍布斯鲍姆说，“在保守主义的气焰在全球兴盛了十年之后，再也没有另一场革命能像古巴一样，令西半球及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欢欣鼓舞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656页）。古巴革命开启了一个全球性的革命的六十年代。因此，杰姆逊在《60年代断代》中将古巴革命视为六十年代的开端，因为正是“这一重大事件宣告了即将来临的六十年代不是对旧式社会和概念体系的肯定，而是一个不期然的政治革命的时代”（同前）。
古巴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刻引起中共中央的密切关注。从1959年1月3日开始，《人民日报》就跟踪报道古巴最新局势（《古巴人民的反独裁斗争》，《人民日报》1959年1月3日第五版）。但是，中国在最初面对古巴革命时遭遇了某种命名的困难。一开始，毛泽东仅仅将其称之为“古巴事件”（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297页）。1959年1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来访的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时说，“我们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的一个重大事件”；但他同时指出，“亚洲人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随后周恩来、彭真也重申了对古巴起义的支持。当时，刚果反比利时殖民者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于是中国就将古巴和刚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周恩来当时说，古巴成功地“在美国后院打开了缺口”，“这一缺口打开了，跟着就有其他的缺口”。见黄志良：《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75－76页）。在卡德纳斯访华期间，上海、北京等城市举行群众集会声援古巴、刚果的反帝斗争，如1月23日上海工人的深夜集会，1月25日北京各界的十万人集会，1月26日上海的八万人集会……同时，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华总工会、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分别致电古巴相关团体祝贺古巴革命胜利。
在古巴宣布建设社会主义之前，中国对古巴政权的性质一直持观望态度。直到1961年切·格瓦拉来华访问时，陪同的中国翻译在能不能将西语的“compa■ero”翻译成“同志”的问题上还不敢做主（“compa■ero”在西语中意为同伴、伙伴；古巴革命者之间一般不用“camarada”，即同志，而是用“compa■ero”），请示了领导之后才决定译为“同志”；因为虽然古巴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格瓦拉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参见刘习良《一位聪颖好学的革命者》，庞炳庵主编《拉美雄鹰——中国人眼里的切·格瓦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49页）。不过，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如何评价古巴革命仍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以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不承认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古巴革命胜利后仅三个月，卡斯特罗就以私人身份赴美访问，会见了副总统尼克松；同行的官员还会晤了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进出口银行的代表，试图寻求经济援助，与美国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扩大其在古巴国内投资规模（洪育沂编：《拉美国际关系史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235页）。在美国十一天的访问中，卡斯特罗“表现出一派坦诚的进步人士的形象”，他谈到，“我们希望在古巴建立真正的民主，没有法西斯主义、庇隆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痕迹”。他重申古巴将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还表示在全世界的冷战中，他的心是“同西方在一起的”（卡斯特罗，1959年1月13日及3月22日的讲话，见帕金森《拉丁美洲、冷战与世界大国（1945－1973）》，转引自《拉美国际关系史纲》，235页）。而中国高层完全知道古巴革命胜利初期的卡斯特罗仍希望跟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但他们对此表示谅解。周恩来曾经指示外交部，“我们一定要谅解古巴的处境，要充分考虑到有利于古巴革命长期立足的问题”（《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76页）。因此，《人民日报》在报道卡斯特罗访美时丝毫没有提他的目的，而是以《卡斯特罗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抨击美国对古巴的干涉和掠夺表示要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建设古巴》为题刊发了一条消息（《人民日报》1959年4月20日，第四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百姓不知道古巴革命胜利的原因还包括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取消了至少是表面上对巴蒂斯塔的支持”（克劳迪娅·福丽娅蒂《卡斯特罗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79页）。当然，这里补叙这段历史细节，并不是要说明古巴的反美仅仅是话语建构而非历史事实，而只是提示历史被改写的痕迹。
但是，卡斯特罗政权在世界视野中呈现了一个迅速变化的过程。如上所说，革命胜利初期卡斯特罗并没有公开表示倾向社会主义，在一次访谈中他还说，古巴革命的颜色就是我们军装的颜色——橄榄绿。然而很快格瓦拉在接受访谈时就暗示，古巴革命是一个西瓜，绿皮红瓤（皮埃尔·卡尔丰《切·格瓦拉：一个世纪的传奇》，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年，262页）。而古巴革命政府此后坚定地推行一系列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措施，使其革命性质日趋明朗，这改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开始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古巴。1960年9月2日在古巴政府一次百万人大会上，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将同台湾当局断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大会上，卡斯特罗逐条批驳美洲国家组织通过的反古巴的《圣约瑟宣言》的内容，在驳斥其中对苏联和中国支持古巴的诬蔑的时候，他猛然大声对广场上的人们说：“古巴政府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愿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百万双手同时举起，并高声呼喊着“同意”。根据首任新华社古巴分社社长曾涛的回忆。见《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85－86页）。此后在吉隆滩事件和导弹危机中，中国以发表抗议声明、组织上百万人的群众集会等方式声援古巴（本来是准备声援古巴抗议美国入侵，但是集会还没有举行就得到消息古巴已经胜利，于是周恩来告诉北京市长彭真，群众大会照开，改为庆祝古巴抗击美帝胜利的大会。《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104页）。中古建交后，中国共向古巴提供了价值五亿四千万元的一般物资、成套设备、军事器材等方面的援助（中国当时购买古巴糖的价格是参照苏联出的价格每公斤六美分，高于国际市场的每公斤二点五美分的价格。中国当时提供给古巴的不仅是无息贷款，而且允许对方什么时候还都行。古巴要在联合公报上写明“感谢中国无私援助”，周恩来不同意。他重申了毛泽东的观点，古巴的斗争帮助了中国，中国有义务支持古巴。参见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时事出版社，2001年，以及《钓鱼台档案：中国与欧、拉美、非洲国家重大国事揭秘》，红旗出版社，1998年，613－615页）。而古巴也在力所能及之处支持中国。比如在联合国历届大会上，古巴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反对美国旨在阻挠中国返回联合国的提案。古巴还向中国提供了炼油、制糖、纺织、建筑等方面的尖端技术，并将美国向古巴发射的导弹碎片交给中国，作为中国研制导弹的参考。
另一方面，古巴于美国“卧榻之侧”不断反抗美国霸权，极大地鼓舞了拉美各国同美国斗争的勇气。比如1964年巴拿马人民游行示威要从美国手中收回运河主权；1965年多米尼加爱国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亲美独裁政权；很多国家还向美国提出了捍卫两百海里海洋权、建立拉丁美洲无核区等要求。此外，在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等国，游击队的枪声此起彼伏。这些斗争在国际上形成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声势，支持和呼应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反美斗争。因此对拉美的反美斗争，中国政府一概发表声明甚至组织群众抗议集会以示支持。
古巴革命胜利后，对中国而言，拉美不再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大陆，相反似乎变得同中国大陆唇齿相依。大大小小声援拉美人民反帝斗争的群众集会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那时的中国人不仅能熟练说出像巴拿马、圭亚那、多米尼加这样的拉美小国的名字，而且从毛泽东到普通百姓都会讲那句“■Cuba sí, Yanquis no!”（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西班牙语——因为这句话是各种规模的群众集会经常要喊的口号。中国人创作的儿歌《美丽的哈瓦那》、被填写了与古巴革命相关的中文歌词的《鸽子》等西班牙语歌曲在中国大地广为传唱，古巴、革命、反美帝国主义随着歌声印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脑海里。更有趣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和拉美同源关系的讨论又掀起一波新的热潮：1961年前后，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学术界关于是不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美洲、中国人和拉美人是否有共同祖先的讨论。可见，彼时中国人是多么热切地想象自己同拉美大陆的亲密关系。
古巴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在政治层面，更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它直接推动了全国西班牙语教育机制的迅速建立，而这对拉美文学翻译的积极作用一直延续至今。1960年后，在国家支持下，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外语学院、广州外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外贸学院、西安外语学院、北京外语学校等陆续成立了西班牙语专业。1960年仅在北外注册的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就超过百人，一届就招收了五个班的学生（赵振江，Hispanista en China，在2002年纪念阿尔贝蒂和塞尔努达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但是很多新开设西班牙语专业的大学师资严重不足，于是就从已经留校的年轻教员或其他外语专业的本科生中选派人到北外“国内留学”（比如北京大学1960年招收第一届西语专业学生时只有三个教员，从法语改学西语的教师蒙复地和刘君强以及在菲律宾时学过西班牙语的华侨周素莲。但这样的师资队伍显然很难支撑起一个专业。于是1960年底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决定选法语专业二年级的赵德明、赵振江和段若川以及四年级的张学信改学西语以作为未来的西语教员。赵德明、赵振江留在北大，跟蒙复地所带的60届西语班学习，而段若川同张学信则到北外去“国内留学”）。尽管各校西班牙语专业师资薄弱，但这并不影响西班牙语成为当时报考大学的热门的专业之一。而且很多青年学生是带着对“古巴－革命”的浪漫想象报考的。后来，周恩来为了保证西班牙语人才充足，进一步提出在中学甚至小学开设西班牙语课程。例如，北外附中率先在高中开设西班牙语课程，同时也有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的友人到中学里承担西语教学工作。这些中学毕业生经过选拔后一部分升入北外西班牙语专业继续学习（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班牙语系朱凯教授回忆，她1962年考入北外附中学习西班牙语，已经是第四届西语学生）。同时，古巴从1962年起，每年为中国提供公费留学生名额到哈瓦那大学进修西班牙语。1964年，古巴又接纳了多名中国高中毕业生去古巴学习。五六十年代的西班牙语专业学生都是为国家外事工作培养的，从来没有专门培养过文学翻译与研究人才。学生毕业后都是进入政府机关或留在学校教基本语，当时也没有专门从事西班牙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机构。但是那一代的西班牙语大学生却成为文革以后译介拉美文学的中坚力量。
不仅西班牙语教学在古巴革命后更加直接为政治服务，此时期拉美文学翻译亦紧密联系着政治斗争——以古巴文学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成为拉美文学几乎唯一的风貌。当中国发表声明声援古巴及拉美其他国家的反美斗争时，文学期刊常常会同步推出拉美文学专辑。1959年至1964年中古关系蜜月期间，翻译、发表、出版了大量古巴及拉美其他国家的革命文学；即使是转译作品也都予以发表（《译文》1955年1月刊登的《稿约》中明确写道，“欢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古今文学作品译稿”，“非有特殊情形，本刊不采用转译的译稿”。但是在1959－1962年间，由于对拉美革命文学作品的急需，所以该杂志大量采用了转译自俄文、英文、法文甚至世界语的翻译作品）。拉美文学汉译掀起第一个高潮，并成为此时期外国文学译介中引人注目的领域。另外，当时的翻译出版速度亦令人刮目相看。比如，1960年聂鲁达在拉美出版的歌颂古巴革命的诗集《英雄事业的赞歌》，1962年中译本就由作家出版社推出。1962年一部以古巴人民在吉隆滩击退美国入侵为主题的小说获得古巴“美洲之家”文学奖，1963年其中译本就在中国出版（拉·贡·卡斯柯洛：《吉隆滩的人们》，郑小榕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此阶段翻译的大多数作品都过于以时事入诗，因此文学性不强。诗人纪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一年里，几乎每天在《今日报》上发表一首诗（徐迟《为了古巴，为了拉丁美洲！》，《世界文学》1960年3月），这些诗很多被译成中文发表。1960年《世界文学》发表的由西语译者翻译的作品中，译自《今日报》和古巴土改委刊物《印拉》的作品超过百分之四十。1960年至1962年间，上海文艺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三册“拉丁美洲诗集”——《我们的怒吼》《要古巴，不要美国佬》《我们必胜》，选译了拉美二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六十二首歌颂古巴革命或反帝反殖的诗歌，基本都译自报刊（见各册诗集编译者前言）。这些作品都带有强烈而直接的政治诉求，有些就是为了配合政治宣传而作。因此此时的拉美文学翻译虽然名为“文学翻译”，实质作品的文学性常常被忽视。这一点在译者和出版者方面都是非常明确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拉美文学丛书”的广告中明确指出，编辑这套丛书目的在于“使读者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文学以及他们的生活面貌和斗争情况有所了解”；但事实上丛书所能呈现的拉美文学的样貌是相当单一的（《世界文学》1959年5月封底）。
总之，新中国最初引入拉美文学非常明确是要借文学翻译扩大同拉美的关系，为国家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古巴革命后则更加直接地表现为文学翻译为国家政治服务。但这既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完全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而丝毫不存在逸出规范的可能或实践；也不意味着译者、读者都是受国家力量或意识形态胁迫才翻译、阅读拉美文学作品的。
一个有趣的例证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出版的《古巴文学简史》就在某种程度上带出一条差异性的脉络。这部薄薄的文学史是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何塞·安东尼奥·波尔图翁多（José Antonio Poruondo）的著作（王央乐译，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1961年他曾经随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来华访问，因此翻译出版他的著作也同国家外交相关。波尔图翁多在古巴革命前是古巴圣地亚哥大学的文学和历史教授，后来参加了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从此投身古巴革命。革命胜利后，进入政府工作，除了领导古巴文艺界之外，还担任过古巴驻墨西哥大使等职务。此书是波尔图翁多在革命胜利后对古巴文学史的一种重写。尽管这本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都强调将文学发展作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突显反帝反殖民的抗争文学的文学史地位，但是它并未从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来建立对文学历史的叙述，也没有放弃文学的艺术和美学诉求。波尔图翁多在《古巴文学简史》中说，“我们要继承我们优秀的作家们的传统，并不轻视那些逃避现实者和技巧至上者在形式方面的贡献”。
古巴，远在加勒比海的岛国，但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距它万里之遥的中国关切着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它的革命既有对新中国胜利经验的借鉴，也有着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脉络。因此对古巴革命的关注，对古巴及六十年代拉美革命文学的翻译，不仅为新中国的文学，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生存与发展带出了别样、新鲜的丰富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