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记忆的政治功效得到凸显
二战记忆既是私人化的，更属于国家事务。联邦德国官方清楚认识到，二战记忆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必须发挥政治功效。试以几例来说明。
第一，5月8日作为整合民众的记忆对象得到确立。二战后，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比较棘手的问题是确立哪一个日子来作为二战纪念日?是5月8日投降日，还是9月1日发动战争日?各种争议直到1985年5月8日时任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著名演讲时才偃旗息鼓。他说：“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将我们所有人从纳粹暴力统治下鄙弃人性的制度中解放出来……我们的确没有理由在今天加入对胜利的庆祝，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将1945年5月8日视为德国历史之歧途的终结，它保护了指向一个更好未来之希望的萌芽。”这一天至今仍是德国的国定假日。
第二，联邦德国十分清楚二战记忆是和解的前提。二战后，德法和解是欧洲一体化的前提。这一历史进程当然发生在众多现实压力之下，例如冷战氛围以及欧洲颓势，但它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德国在二战记忆塑造中的积极角色。正如201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日本时所坦言的那样，“对过去的清算是和解前提”。
第三，二战记忆也需要为德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服务。尽管德国是战败国，它也对外确认了自己作为“加害者”的形象，但这并不等同于它否认纳粹时期“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在最近20年中，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德国社会对二战的认识。学术界当然清楚这场刺杀案背后的曲折问题，例如刺杀者并不完全是所谓“和平派”，更多反映的是军方与希特勒之间的矛盾等。但对政府而言，该事件却能呈现“另一个德国”的模样，以便为当代以及未来青年一代提供更为积极的二战记忆。
第四，二战教育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环节。历史教育从来都是延续记忆的根本方式。作为二战记忆的传授媒介，历史教科书承担着主要职责。在德国当代历史教科书中，二战内容以及正向的历史反思内容，已经占据了主要篇幅。相应的问题设计或文献阅读，也大多沿循批判性思维，例如讨论纳粹屠犹背后的种族观念之问题等。
与此相关，有关二战的纪念仪式近来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即便它与一战的纪念仪式并不能同日而语。在二战纪念仪式中，“哀悼逝者”和“祈祷和平”是主旋律。通常二战教育的场所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纪念场馆，特别是如集中营一类的罪恶之地。根据现行的历史教育课程标准，德国的中小学生都必须在学习期间访问附近的集中营，体会纳粹受害者的境遇，从中深刻反思德国作为加害者所犯下的罪责。
更为重要的记忆传授手段恐怕是日常生活中的二战提示。例如在大小建筑物墙面上挂上一块小牌子，上面书写着“XXX在X年X月X日英勇抗击纳粹分子而献身”，等等。即便在繁华的柏林市中心菩提树下大街上，人们也能看到这种记忆卡片。
二战记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上述各个维度不是相互脱节、各自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着颇为紧密的逻辑联系。正因为德国从官方角度推动了整个社会从受害者意识向加害者意识的转变，才促成了“奥斯维辛”的符号意义得以增强。“奥斯维辛”的符号意义正是二战记忆的政治功效之体现，因为它人为地把一个受害者群体凸显为主要记忆对象，并由此主导了联邦德国长达数十年的特殊外交立场。为了延续这种外交立场，二战教育自然是不可缺失的手段。正因如此，即便在当代，德国的二战记忆仍然多少存在着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