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之一：战争虽已结束了70年，但记忆的战争却从未停止过。一方面，在国内，官方记忆的形塑并未阻止集体记忆之间的斗争不断延续，特别是极右翼分子以“爱国主义”之名发动的各种挑战，如在“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中所展示的那样，一大批右翼分子打着“不要污蔑我们的父辈”这样的旗号，在慕尼黑、不莱梅等大城市中心游行，甚至用炸弹破坏展览场馆;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德国罪责并没有因其二战记忆的正面性而受到遗忘，相反，在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中，希腊便提出了要求德国首先归还二战赔偿的要求，从而揭露了德国在战争赔偿方面未曾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
问题之二：德国二战记忆存在着严重的欧洲中心色彩，缺乏对二战其他战场及战胜国的关注。中国战场上的牺牲情况，基本未被德国人关注过，甚至在大部分历史教科书中毫无记载。进一步而言，在有关二战教训的总结上，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倒是被视作“犹太大屠杀”的同类事件，得到记载与凸显，因为它们都反映了“人类在技术现代化的同时为自己制造了更大的威胁”。然而有关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前因后果缺少明确说明，以至于德国青年一代根本不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或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进而把日本视作二战受害者。从历史真实性而言，这一点无疑是贻笑大方的。
总之，二战虽已过去，但又以记忆的形式鲜活地存在于当下。二战记忆因时因人的变迁，反映的是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与诡谲多变的政治格局之变动。德国的二战记忆是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变迁的缩影，值得进一步观察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