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小说中最为典型的狐妖，莫过于唐人沈既济所作的《任氏传》中的任氏：故事中的任氏是个美艳无匹的绝世美人，虽为狐妖所化，却行止有度，知书达理。她钟爱贫贱男子郑六，甚至为他守身如玉，拒绝权贵的求欢，却最终因郑六的不情之请而丧命。《任氏传》几乎成为了唐后志怪小说及话本的角色设定典范——自任氏后，狐妖除了媚人害命，昭引灾祸之外，便又多了新的一重文学功能：文人骚客不尽足于人间美色时的梦中情人。
随着明清以后的封建礼教对世俗社会的进一步禁锢与封锁，世俗文化中的男女私情被进一步压抑。当舞文者因纲常礼数与世俗眼光等原因，无法倾情书写现世男女的爱恨纠葛时，借鬼狐而抒情便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演变方向之一：相应的狐女名篇有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娇娜》、《青凤》等；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宁波书生》、《古墓狐女》等；以及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中的《青眉》、《温玉》、《绿绮》等等。
在这一时期，狐妖的民间地位和文化影响力也随之急剧上升，除了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将祸乱殷商王朝的苏妲己定为千年九尾狐妖外，纳兰性德在《渌水亭杂识》中有云：“兽中唯狐最灵，猿次之。狐多成仙，服役于上帝。”袁枚在其《子不语》一书中更是书写了一名“冕服乘辇，侍卫甚重”的“狐祖师”，可令城隍圣帝屈尊相迎，请天命为其狐子狐孙讨要公道，不可谓不是妖界的偶像。
由于篇幅原因，在这里无法一一展示众狐在历代文人墨客笔下千姿百态的各色形象，但倘若只收笔于此，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狐”便仅仅只流于“以色事人”、“妖媚惑众”的下品。真正将“狐”之品衔提升到“妖而不俗”，“妖亦有道”这一更具有道德认同感，并将狐女从“娇媚烂漫”的情趣式审美中拔出的，莫过于《萤窗异草》中《黄灏》一篇中描写的“南山狐”。
《萤窗异草·黄灏》一文，讲述的是太学生黄灏是当地邑宰的门生，邑宰好色，而黄灏亦投其所好为其渔猎，闹得乡中不宁，惊动南山狐仙。狐仙下界化作美女，施法再三变换，使黄灏三次将自己的姬妾、堂妹和典吏猎犬送入洞房与邑宰共枕，嘲弄再三后留诗一首：
我本南山狐，偶来尘世内。
蓦遇胁肩徒，强入参昴队。
赚尔资百金，劳我心三昧。
一污画屏姬，再戏金闺妹。
受者尚无伤，令与眠猧配。
以色悦长官，应得风流秽。
居位思邪行，当遭韩卢吠。
劝君各洗心，良言莫予怼。
长歌归去来，不复语汝辈。
因时代背景不同，在这里姑且不论南山狐的报复手法是否正当高明，但《黄灏》一篇的存在，却将狐族世代以来的“妖中花魁”拔高到了“妖中游侠”的层面。路见不平，即施法惩戒。这样的狐仙正是浓缩了历代狐妖的情欲魅力，又融合了庶民百姓对权贵剥削、为富不仁者的道德拷问。在“妖”的这一重虚幻身份之中，化入无数人间的情欲野望、思想品位、善恶疾苦的“狐”，才是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民俗文化作品中不二存在的人格化魅力所在。
供图/翩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