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孟浩然并未气馁。在襄樊时,他仍一如既往地热心结交经过之官员、文人。“检点孟浩然集,现存的250多首作品中,有十之六七是寄赠、酬答、送别、留别、宴会、登高怀人等用于应酬、交游之作”。737年夏天,张九龄被贬至荆州任长史,孟浩然应邀去作张九龄的幕宾。一年多之后,他离开荆州返家。张九龄虽被贬,但政治声望仍在,孟浩然是抱着极大的希望去投奔其账下的,有诗“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为证。然而希望再次被摔得粉碎。他未受到提拔、重用,只承担了一次赴扬州的公出。在张九龄身边,也只是陪同观猎、游览、祠祭,无国事可商。张九龄是政治家,他明白进退尺度,不可能在荆州大张旗鼓地有什么作为,孟浩然却不懂,张九龄的韬光养晦加重了他的绝望。绝望之后,辞归襄樊。一年后背上生疮,初愈便接待了来访的王昌龄,因食海鲜病发而亡。
孟浩然得年五十二岁,不算长寿。对他貌似波澜不兴,实则暗流涌动的一生,学界的看法是相似的,“诗人一生遑遑无宁,孜孜以求地奔走于干谒求仕的道路上”。但孟浩然仍然是一位隐士,施蛰存说:“并不是说孟浩然不配称为隐士。他还是隐士。唐代知识分子由进士及第而从政,叫作入仕。落第回家,终生不得官职叫归隐。唐代所谓隐士,仅仅意味着此人没有功名,不像宋以后的隐士,根本不参加考试,不求功名,甚至韬光养晦,甘心使自己默默无闻,老死无人知道。”只是不同于王维的大隐于朝,孟浩然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小隐于野。他有那么多经世济国的抱负从来都没有被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