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常见的黑格尔传记不同，董特笔下的黑格尔形象相当特殊：与其说是一颗体现着哲学家特有的那种从容不迫的伟大心灵，不如说是一个充满焦虑与痛苦、挣扎与冲突的现代灵魂；与其说是伟大的哲学思想的载体，不如说是一个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样本。
《黑格尔传》
[法]雅克·董特著
李成季 邓刚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一版
467页，68.00元
如果古老的箴言“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是有道理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前人的传记？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他们的激情与成就，除了凝结为我们身处的现实的那一部分之外，都已飘散在风中，一去不返了。似乎我们只要全身心地投入当下生活就已足够，甚至未来的无尽展开都不是合法的思虑对象。所谓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但我们却总还是热衷于阅读传记。这当然首先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在根本上也是为了习得经验。因为个体的经验总是有限的，而前人那繁复混杂的生命经验也使得我们有可能超越个体的束缚而去体验更为庞大的生命洪流。同时，在这样的阅读之中也混杂着多种多样的情感与目的：欲望、崇拜、反省以及隐匿着的自恋。
我们阅读传记是为了习得成功。似乎成功的经验可以通过复述一个人一生中的关键事件与应对行为而被复制。这就是商业人物传记的价值。我们阅读传记是为了习得机心与手腕。似乎波谲云诡的时代事变的参与者总是能为我们留下许多可以被借鉴的智慧与教训。这就是政治家传记的价值。我们阅读传记是为了习得典范。而典范正如希腊人所说的“德性”一般，可以让我们看清楚人所能达到的高度，从而思考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一般名人传记的价值。总之，我们阅读传记是为了获取人生经验，习得世间智慧。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哲学家的传记呢？只要足够诚实，我们就会承认，“哲学有什么用”这样的话题，总是让我们困惑不已。毕竟，在世俗的意义上，哲学家从来都不是成功的。而且他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的人生并不足以成为世人的典范。人们可能会希望自己或孩子成为乔布斯、奥巴马、梅西，甚至成为天下人，但似乎很少有人希望他们成为柏拉图、康德、维特根斯坦。哲学家的生平与他们的思想一样，对公众而言或多或少是一个不解之谜。毕竟，哲学家总是与他们的同时代人，甚至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作为“爱智慧”的人，他们却往往缺乏世间智慧；作为追求天上永恒事物的人，他们却每每失足掉入地上的泥坑之中；作为真理的探求者，他们的话反倒是如同女巫西比尔一般叫人半懂不懂。简单地来说，他们是一群怪人。因此，阅读哲学家传记似乎仅仅是满足我们对怪人的窥视欲，满足了我们总是有些过剩的好奇心。完全可以想见，哲学家传记构成了一个动物园，以便世人能够通过休息日的短暂游览去见识世界有多奇妙，人生有多复杂。
也许，哲学家的传记对专业研究者来说是有用的。所谓知人论世，所谓在时代之中的思想，所谓在生命之中显现出来的思想的草蛇灰线，这些对专业研究者来说，无疑是相当具有启发意义的。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总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纠缠在一起。只有通过了解他的生平与他的时代，我们才能把握住他思想的整体样貌与真实意图，从而在理解之同情中逼近他所思考的那些玄妙的问题。以上这两句话总是正确的，但这只是哲学史意义上的正确，而非哲学意义上的正确。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将上文中的“哲学家”替换为“政治家”、“思想家”甚或 “艺术家”而不发生任何理解上的困难或矛盾。但哲学问题却是超越的。它不仅超越于时代的纷扰，而且超越于个人生命的偶然。它的确源自于时代与生命，但它本身并不以此作为自身的根据。哲学问题的根据仅仅奠基于人类理性自身之中。因此，专业研究者对哲学家的生平其实并不感兴趣。“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亡”，专业研究者关注的仅仅只是工作罢了。因为有这些工作，他们才得以获得他们自己的工作。或许我们可以重复钱锺书先生所说的那句俏皮话：“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让我们再次问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阅读哲学家的传记呢？尤其是为什么要阅读这部《黑格尔传》呢？这个问题的合适答案只能在对这部著作的阅读之中被获得。这不是一种自相矛盾或同义反复或营销的把戏，而仅仅只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植根于我们能够在这部传记之中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黑格尔：董特笔下的黑格尔是什么样的？这一个黑格尔与我们（不论是作为一般读者或专业研究者）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目前被译介入大陆的黑格尔传记，最重要的无疑是以下三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留加的《黑格尔传》（旧版叫做《黑格尔小传》）和平卡德的《黑格尔传》，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特的《黑格尔传》。作为入门或普及型的传记，恐怕还是古留加的著作最为合适。尽管它在资料的占有与哲学的深度上都存在着明显的时代与国别的局限性。作为专业研究者阅读的传记，平卡德的作品无疑是最出色的。甚至可以说，2000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刊行此书之后，一个世代之内恐怕都不需要重新撰写学术性的黑格尔传记了。但此书的中译本翻译质量相当糟糕，如有学人愿意去核对原文校正中译，恐怕会有相当惊异之发现。至于董特于1998年出版的这部传记，尽管出版时间早于平卡德的英文本，在材料的占有上也逊于平卡德，但依然具有极其独特的价值。董特对材料的挖掘与解读的能力非常惊人，他所得出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彻底颠覆了对黑格尔生平的既有解释，简直可以用“惊悚”来形容。但要真正地理解这本书的惊悚性，恰恰还得基于对古留加版传记的熟悉基础上。简单地来说，没有读过古留加的那本传记，平卡德和董特版传记的优点是很难看出来的。
与常见的黑格尔传记不同，董特笔下的黑格尔形象相当特殊：与其说是一颗体现着哲学家特有的那种从容不迫的伟大心灵，不如说是一个充满焦虑与痛苦、挣扎与冲突的现代灵魂；与其说是伟大的哲学思想的载体，不如说是一个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样本。近代哲学家的典范大概是那个传说中有着神秘微笑的斯宾诺莎，“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但董特笔下的黑格尔显然没能遵循着这一典范。他不仅深深卷入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斗争之中，而且实实在在地加入他那个时代的现实斗争之中。在这双重的战场上，黑格尔奉献出他的全部热情、天赋、理智与生命。他一生工作的核心，他念兹在兹的事物，与其说是天上那永恒的灵智，不如说是时代精神的自我主张。那就是自由。因此，正如我们在他的画像上看到的那样，黑格尔从来不是微笑着的，而是眉头紧锁、嘴唇紧闭。
为什么黑格尔是这副表情？董特笔下的黑格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最简单地来说，这一个黑格尔是一个压抑的公共知识分子。
首先他是压抑的。他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之中，这个国家几乎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处于半废弃状态之中的标本陈列室——旧制度的标本陈列室。在这一被大大小小的僭主反复加固了的标本陈列室之中，普遍的压制与无处不在的愚昧成为防止标本腐烂的手段。曾经被黑格尔寄予厚望的英雄，那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不仅未能摧毁这一铁皮屋子，反而让黑格尔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反动的浪潮所吞噬。而旧制度，那个“什么也没学会，什么也没忘记”的旧制度，在黑格尔的有生之年在他所热爱的那片土地上依旧继续保持稳定。这是一个与理性的自我主张直接对抗的国家，迎面而来的不是一往无前的世界潮流，而是徘徊不前甚至倒转逆袭的时代浪潮。因此，自由与科学——黑格尔哲学的总目标，从未在此扎根，更遑论实现。它们似乎只是来自于边境那一边的被编造的神话。至于传闻中的“普鲁士官方哲学家”的身份，更是近似于残酷的嘲弄。有谁见过在柏林市国家保安大队挂上号的“国师”？
其次，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我们的时代，出于种种缘由，“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被弄得模糊不清以至于面目全非。之所以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来形容他，并不是因为他热衷于对公共事务发言。恰恰相反，熟悉黑格尔的读者很容易会想起他那种谨小慎微的风格与对发表作品的自我审查。如果他还不算是一个“法国革命的德国反动”（斯大林这样训导我们）的反动派的话，至少他也是一个明哲保身的识时务者（古留加先生总是这样告诉我们）。这种印象当然是有道理的，黑格尔的确小心谨慎。事实上，那个时代敢于对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分子往往历尽磨难，哪怕他们的发言由于在本质上充满着学究气从而是基本无害的。只要回想一下康德所受到的来自普鲁士国王的直接训斥以及费希特所引发的“无神论风波”，就可以对当时的言论环境有真切的认识了。之所以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来形容黑格尔，不在于他掌握了很多对公共生活或他人有效的知识并加以传播。他不是贩卖智慧的智者，也不是什么万能博士，更不是一个合格的自然科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意义只在于理性的公共使用——康德早就说过，理性的公共使用意味着：以学者的身份公开地运用理性，无限自由地在全人类面前发言。学者的身份与学位、职务、职称之类的东西完全无关。学者的身份就是作为一般理性存在者的身份，即人这一“会使用logos的动物”之本质。而在全人类面前发言，就是向一般理性存在者发言，就是理性向自己发言。因此理性的公共使用在本质上就意味着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意味着从监护之中解放出来，获得认识的自由。康德已经宣告过了，任何阻碍这一自由的契约都是绝对无效的，不论这种契约是如何伟大、神圣、光荣、庄严与正确。因为理性的公共使用是人类的本质的展开，它深深地植根于“求知是人的本性”这一亚里士多德的古老教诲之中。黑格尔是康德的继承者，始终被康德这一宣告所激励着。
这一个黑格尔之所以是压抑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被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所激励着。这一时代精神就是启蒙的精神，是“要敢于认识”的自由之精神。将启蒙理解得过分狭隘，似乎它只是人类精神的另一种癫狂形式，是危险与错误的。那激励着黑格尔的启蒙精神，乃是科学的伟大进军与辉煌成就，是理性的绝对权威与至高法庭。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宣告的：“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公开的检验的事物。”这就是黑格尔在他的思想和生活之中把握到的时代精神，也是激励着他一生奋斗的真理之表达。
这样的一个黑格尔，他之所以对哲学与哲学家是重要的，可能首先并不在于他本身思想的精微与深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不曾存在过黑格尔的可能世界。在那里，人类现实处境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糟了？哲学的进展是变得更为顺利了，还是更为艰难了？我们真的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通过董特的这部传记，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他显示出了，作为一个哲学家如何与城邦共存。哲学家既不是午夜时分才出没的复仇幽魂，也不是妄想替代雄鸡报晓的不祥夜枭。只有通过理性的公共使用，哲学家才是城邦的一分子，是城邦的保惠师与守夜人。同时，也只有通过理性的公共使用，我们才能回答公众的问题（这是他们正当且应该被满足的权利）：哲学何为？哲学家何为？
那么，对一般公众而言，这样的一个黑格尔有什么知晓的价值呢？让我们回想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话：“对过去的纪念式沉思，研究更早世代的经典的东西和罕见的东西，是通过什么对当代人有用的呢？他由此获知，曾经存在过的伟大的东西，无论如何曾经是可能的，因而也会再次成为可能的；他更勇气十足地走着自己的路……”似乎这就已经是充足的理由了。
犹太人曾对弥赛亚有三个要求：君王、先知、教师。哲学家当然不是弥赛亚，这三个要求之中的头两个是过于苛刻了。哲学家从来都不是王，而且也最好不要自以为可以是王。哲学家也不是先知。因为先知所说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话语，而且胜利的先知又总是武装的。那么，哲学家还是教师吗？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中，他教谁呢？他又能教些什么呢？他是不是只是有损地批量复制着自己，以便充实大学哲学系的教职空缺呢？
哲学家是教师，这只能在理性的公共使用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因为教师就意味着与真理同行，从而与自由同行。而董特的这部《黑格尔传》让我们看到了，作为教师的意义与作为教师的代价，也让我们看到了，哲学家该如何活在他的时代之中。
董特的这部《黑格尔传》如此特殊，它的读者会是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