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可以从或然性的角度考察一下文明的起源。重大的文明成果源于多项偶然因素的组合效应。历史只呈现了一根因果链条，如果链条的某一环节断裂，是否演进就会中止呢？我想很可能不会，因为偶发因素在其他地方还会出现。假以时日，它们组合的可能性便会大大提高。这就像某人在一生中遭遇车祸的概率大大高于他某一年出事的概率。《文明的解析》作者查尔斯·默里曾挑战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死后的两千年里，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家可以独立地发现形式逻辑，可他们没有发现。……我们确知逻辑学只在一个地方（古希腊）由少数几个人发现过一次……”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对形式逻辑这种高度抽象的文明产物，两千年也许并不算长。我们很难断定，如果再给两千年，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是否依然不懂形式逻辑。
无论文明进程具有多少偶然性，我们大体可以观察到，发展会被保留和传播，而衰退则受到抑制。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已故的美国古生物学家古尔德曾提出“右墙理论”，雄辩地指出生命演化的无方向性。但他在《生命的壮阔》一书中也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跟文化变异，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文化蕴含（自然则欠缺）巨大的潜力，速度极快，而且可以累积方向性。……自然进化中没有可以预测结果的原则，也没有更趋复杂的运动。但是文化天生就具有进步潜力和更趋复杂的性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类的本性推动文明走向特定方向，尽管这些方向的具体路径充满了不确定性。在人类接近或走过文明的里程碑时，他们才会意识到这些趋势，这时自然的“隐秘目的”似乎已然昭显。在最近的访谈中，也夫表示欲借《副产品》一书批判人类“理性的自负”。其实，理性的问题不在于揭示历史趋势，而在于论述时用第一人称取代了第三人称，以革命宏图代替了“隐秘意图”。
在或然性的解释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并不矛盾，它们各自描述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特性。经过几千年的交锋，事故论和目的论正在交融汇合，我们不妨称其为“趋势论”。也夫在书末强调，人类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不等于否认趋势的存在，也不等于人类无法认识趋势。作为一种历史哲学，趋势论一方面将我们从杂乱无章的诸多“事故”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它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有别于口含天宪的历史决定论。它使我们意识到，作为物种的人类，正向那未知的目的地迈进，以充分展现自身的伟大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