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在表现形式上不那么抽象的人类苦难类型（如本土工人亏欠的福利，环境的污染，等等），心怀全球的罗素并没有表示出更大的热情，而是将在这些议题上的表现空间大方地让给了他自己也不怎么看得上的工党（当然，他更瞧不起保守党）。从这个角度看，罗素参与现实政治的动机，是有着强烈的自我表演成分的，或许并非基于对弱势团体的真心同情。笔者这一判断，甚至在罗素自己的文字中就能够找到证据。譬如，他本人曾专门在一篇提名为《被压迫者的美德》的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虽然值得同情，但是头脑简单，容易感情用事，并不值得钦佩（下册212页）。而在具体的私人生活中，罗素也的确更喜欢摆贵族老爷的派头，从不真心与下层人民打成一片。譬如，1918年于监狱服刑的时候（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因为反战坐大牢，但绝非最后一次），他甚至还通过打点关系天天吃小灶，并付费让别的犯人为其整理内务，大搞特殊待遇（上册622页）。
罗素对道德原则的抽象追求，还使得他无法正确评价现代工业带来的物质进步。譬如，在对中国的评价中，罗素片面地称赞田园牧歌般的“中国式生活”的美好与恬静，却没有充分地意识到现代工业高度落后的中华民国在物质方面的匮乏，以及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乏力（上册701页）。此外，根据蒙克的描述，在访问中国之后不久，罗素就在东京对东瀛狗仔队的“抓拍”行为作出了过激反应——蒙克将其解释为罗素隐蔽的种族主义思想在作祟（上册713页），而笔者则更倾向于认为那是罗素对日本当时已经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格局所产生的某种本能反感，否则就难解释罗素为何对同样作为黄种人的中国人态度相对友好了——至少是表面上的友好。罗素的反应似乎很合那些对日本不抱好感的国人的胃口，其实他这种反日情绪包含着“黄种人本就不应染上欧洲工业病”这样的逻辑预设，如果“穿越”到2016年，他是否会对目下已然高度工业化的中国不吝赞美之辞，是值得怀疑的。
以上评论，似乎给读者造成罗素“高度自负”的印象。但非常值得玩味的是，与在政治领域的高度自负相比，罗素对自己在学术领域内的表现却过于自谦甚至是自卑。蒙克的传记提到的三件事情可以充分表明这一点。一是1910年他与英国新黑格尔主义代表F. H.布莱德雷的数次通信。布莱德雷敦促罗素不要在政治活动中耗费精力过多，而要多搞哲学研究，并对其学术能力大加肯定。罗素大受鼓励，并和布莱德雷认真展开了一年的学术争鸣（上册233页）。二是1913年罗素在写作《认识论》一书时维特根斯坦对他的辛辣批评。尽管罗素本人并未彻底搞懂学生的批评要点，但是在直觉上却觉得他是对的，并因此最终放弃了此书的写作（上册351-353页）。最后则是1950年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为批评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而发表的论文《论指涉》。罗素对此火冒三丈，并用不太绅士的言辞对后辈的批评提出抗议，甚至在《我的哲学发展》中将以斯特劳森为代表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称为“愚蠢之徒”（下册433页）。
从这三个例子不难看出，罗素对自身学术能力的评价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缺乏应有的定力。同时，他对别人的学术能力的评价也非常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一言不合就会恶语相向。以上这些，相当程度上也是与他在政治领域内的表现互相映衬的：就像在政治活动领域内，他始终把道德形象当成品牌来经营（以便时刻保持粉丝对其的关注度）一样，在学术领域，他也似乎是将学术研究视为捞名声的工具，却少了份淡泊名利的笃定，以及对开创不朽学术功业的真正雄心。而当政治活动对其学术研究的“扯后腿”效应日渐明显的时候，罗素便只有一边承认学术生态位已被后辈取代的现实，一边愈发乐意在更易博名的政治领域投入更多的生命能量，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