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家和报人的张恨水，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只不过他在二十世纪这个特殊空间里显得有点暧昧和尴尬，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的文人时代。有评价说他是最后的士大夫，这是不准确的，他不是士大夫，他没做过官，所以跟大夫是没有关系的。但他确实是士，是寒士，是文士。严格来说，他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只是中国文化传统滋养的一个文人，行为方式和感知社会的方式基本在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内。他的文人情怀和气质禀赋主要表现为他的善良、仁慈、平和、忠厚、耐劳、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以及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对丑恶现实的不满。
他是很讲求生活趣味的，有时还表现得有点清高，在二十世纪中国以启蒙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历史进程中，他不像新文化人或左翼人那样热烈拥抱新时代的到来，而是心平气和、心静如水地走在既定的轨道上。他不热衷于政治，终其一生都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也不以党派之见作为评判事物的准则。特别是他在1946年作为《新民报》主持人时写的大量时评和社论，就可以看到他的政治态度是什么。但是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对民众生存状态的改变有一种期待，甚至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他也很少想到为了改变现状自己身负怎样的历史使命，更不会参与现实中的革命运动。他可以为人间的不平奋笔疾书，可以为人生的艰辛苦难抛洒同情之泪，写下一行行感情饱满的文字，但他不会与激进主义同行，总是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落落寡合地固守着固有的文化传统与道德伦常。他选择做一个报人和小说家最初只是因为生活所迫，其理由简单朴素。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然表现出与卖文为生的文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态度，他对现实中的种种丑陋现象的揭露、讽刺、鞭挞和批判，也折射出一个传统文人出于道义良知的精神风骨，这样一个张恨水是我感兴趣的，我心目中的张恨水其实是这样的张恨水，就是完成对这样一个张恨水的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