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一声不吭，郭老就朝会见厅门外走去。我觉得虽然挨了批，还是应该把老人家护送上汽车，就奔出门去。看到在王秘书的照料下，老人家已经坐上汽车，便隔着车窗玻璃招手送行。万万没有想到，老人家竟特地推开车门，走下车来，生气地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了一句狠话：“你还差得远呢！”
这句话着实使我痛苦了好一阵子。心想自己那天虽然翻译不顺，没有完成任务，但主动留下来认错，甚至受到批评后还特地来送行致意，难道也是错的吗？
回到外交部后，我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可能是为了宽慰我，也可能自己心里有些看法，便开玩笑说，算啦，谁让你是个男孩呢，你要是一个女孩，可能就不会遭此厄运了。
我并未把这句玩笑话当真，而是一直在想，以前几次翻译，郭老对我都很亲切、友善，为什么这次那么生气呢？想了几天，才意识到，真正的原因是，自己确实“还差得远”。这么一想，我就开始平静和释然了。
每见客人必谈《沁园春·雪》
“文革”期间，郭老是毛主席指示要重点保护的少数对象之一，对他不准指名批判，不准抄家，不准限制人身自由，不准强令做这做那。但作为一个翻译，我从他的态度、言谈中还是能感受到，他的日子是难过的，心情是很不舒畅的。
“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违心地当众表示，自己以往几十年所写的一大堆东西，大都是“封资修毒草”，应该统统烧掉。他甚至违心地写过一些称颂和批判性的诗歌和杂文。但这些并没能改变他实际上“靠边站”的命运，没能得到他渴望的畅所欲言、自由创作的权利。
那时，周总理会见一些日本文艺界客人时，大都只有两个人到场陪见，郭老是其中之一。
安排座位时，这两位陪客每次都会相互谦让一番，让对方坐在靠近周总理的位置上，不过这种谦让之意从不使用语言，全是用动作来表示的。最后往往是总理表态：“郭老，你年岁大，你就坐下吧。”
几次陪见，两个人自始至终都一个表情，相互之间不交一语，总理问话时，他们也只简单回答是或不是，余不多言。这种场合，连总理和郭老之间也很少交谈。
周总理还多次安排郭老出面会见日本客人，因为能够出面的其他领导人大都被打倒或不准会见外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