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病
却成为诊治心灵的良方
无论任何一个时代，环境之下，隔阂永远不会自然消失，
它需要被正视和化解，懦弱的等待和搁置不解决任何问题。
文/杨时旸
一场突如其来的怪病，一次痛彻心扉的决心，一段有关文化冲突和自由选择的拷问。从叙事结构和设定上讲，作为一部喜剧，《大病》似乎并没有什么新鲜，人们都能想到的桥段，悬念，冲突和团圆的结尾，但是它凭借着密集，俏皮，时而满是尖刺时而充满自嘲的台词，把一段爱情喜剧拓展了维度。
一个巴基斯坦移民男孩库梅尔爱上了一个美国姑娘艾米丽，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并不是男孩儿窘迫的经济处境，而是男孩原生家庭的压力和独特的族群文化。巴基斯坦的文化中仍然严格执行着包办婚姻。男孩已经美国化了，但是他的家庭没有，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但却不想以和家庭断绝关系作为代价。女孩发现了一切，哭闹着分手。原本应该就此分道扬镳，但女孩的突然入院意外把男孩儿拉回了身边。
这个故事有趣之处在于，库梅尔的职业以及女孩的昏迷状态本身既是情节本身的安排，又同时担任着某种象征意象的作用。更有趣的是，这个故事改编自男主角本人的真实经历。这个因为美剧《硅谷》被人们熟识的演员把自己的真实名字和经历一起搬上了银幕。
“我父母心中是有一个排名，医生，工程师，律师，省略上百个职业，恐怖分子，以及最后才是喜剧演员。”他在台上这样自嘲——在那样一个移民家庭的价值观中，他们期盼的是稳定和体面，但他依靠逗人发笑赖以谋生，而且竟然还要自由恋爱，这几乎算得上忤逆。男孩的自我选择意味着动荡，自由，探索，以及放松和快乐——这一切都是标准的美国式的象征。这已经奠定了一层悬念，一个已经彻底美国化的第二代移民，和他的仍然抱持着原生文化和习俗的父母之间，注定会爆发不可调和的矛盾。《大病》写的是个人化的故事，但却已经足以延展成为更广阔的、整体意义上的一个人群对文化隔阂和自由选择困境的描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