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和莎士比亚结缘，一直可以追溯到他上初中的时候。他本是江苏常州人，考上上海中学后，借住在姨母家里。姨母的儿子，即他的表哥，当时正在上海光华大学学英国文学，家里总是有许多英文读物。让屠岸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名叫《英诗金库》的诗歌选集。这本集子由18世纪的一个英国编辑选编，有点类似中国的《唐诗三百首》，里面收了不少莎士比亚的诗作，让还是中学生的屠岸“看得入迷”，被其艺术魅力深深征服。
1946年的一件事，更是让命运女神直接把莎士比亚引到了屠岸面前。那时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喜欢去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一家“古今书店”看书，和店主的儿子、上海美专学生王麦秆成了朋友。有一天，他在书架上看到一册由著名莎学家斯托普斯女士注释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英文原本，爱不释手，但4000伪币的价格令他一个穷学生负担不起，便提出借阅一周。王麦秆爽快地答应了。一周后，屠岸如约来还书，没想到王麦秆打开扉页，用笔沙沙写上了题赠，把书送给了屠岸。屠岸担心书店赔本，王麦秆却劝慰道：“书归爱书人，书得其所。”
斯托普斯的注释本极其详尽，为屠岸理解莎士比亚用古英语写的诗歌提供了许多帮助。他也开始尝试拿起笔来，用中文来演绎这些美妙的诗句。六十年过去了，这本小开本的精装书现在还静静立在屠岸的书柜里，只是题赠的那一页在“文革”中被家人裁掉了——王麦秆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版画家，不幸在“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家里人怕他受牵连。93岁的老人用手反复抚着被裁掉那一页留下的纸茬，轻轻地说：“很对不起他。”
没有终极的翻译
1949年上海解放后，屠岸一边在华东文化部工作，一边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然而这项大工程差点“夭折”，因为当时支部书记金村田认为这件事“毫无意义”。理由自然是带有浓厚时代特色的：这些诗是莎士比亚送给他的一个贵族青年朋友南安普顿伯爵的，在诗中告知朋友生命有限，一定要结婚、生子，方能把美传承下去——“你怎么能劝青年去结婚呢？你要劝青年去革命！”
那时屠岸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心向党。他想想也是，既然书记都这么说了，也就不好再翻译下去。1950年春，屠岸去拜访胡风，胡风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原本在翻莎翁十四行诗，现在停下来了，因为支部书记说没有意义。胡风立马反驳道，怎么没意义呢，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永恒的，对现在有用，对未来也有用，你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胡风的话给屠岸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继续拿起了译笔。几个月后，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由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
十四行诗脱胎于民间歌诗，有些类似于中国的词，失掉歌谱而余曲词，有着相当严格的抑扬韵格。我问屠岸先生，翻译时这些韵好找吗？他像讲课一样认真起来：“汉语能入韵的字比英语少，但一个字的内涵很丰富。英语准确，汉语丰富，用汉语来翻译英语是绰绰有余的。”
翻译过程中，很多前辈也给过他帮助。有一次，他觉得某句诗的语法十分别扭，不知该怎么翻译，就“冒冒失失”写信给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葛传椝。他原本也没指望葛教授会给他这个素不相识的“无名小卒”回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答复，并告诉他这是英文里常见的“语法错位”现象。“葛教授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回忆起往事，屠岸先生的目光晶莹闪烁。
还有一位是著名诗人卞之琳。卞之琳当时是社科院研究员，带了不少学生，屠岸却是一个“冒冒失失”登门拜访的“私淑弟子”。他经常上门向卞之琳请教，卞之琳还为他示范翻译了莎翁十四行诗的第一首。“文革”前夕，屠岸写了一篇有学术研究性质的译后记，送到卞之琳家里去请他指导，但还没等取回来，“文革”就爆发了。一直等到十年动乱结束后，他才得以重访卞之琳。如今他还深深记得那个场景：年近七旬的老人从家里橱顶上取下这篇译后记，拂去灰尘，递给自己，说，“你写得很好”。经历了“文革”中的屡次抄家，这篇文章都没有被抄走，这让屠岸先生感念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