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英]李约瑟著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第一版319页，59.00元
李约瑟的解释，定然不会是最终的解释。李约瑟难题之所以比李约瑟的回答更有名、更持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并未获得盖棺定论式的最终解释，其中值得商榷的地方仍有不少，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知道李约瑟难题的人很多，知道李约瑟（1900-1995）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的人却少得多。李约瑟原本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后来转向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并穷尽一生心血，做出卓越成就，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他领衔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题为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著作，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军事、机械等等方方面面，计划出版七卷二十七册。经历半个多世纪，李约瑟已作古二十多年，现在仍未完成，被翻译为中文出版的也只占少部分。可以想见，在中国可能没人——也没有必要——通读过这一系列著作，对李约瑟难题的了解往往也只是一鳞半爪。
实际上，李约瑟难题是推动李约瑟整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这集中体现在近期汉译出版的《文明的滴定》一书中。该书出版于1969年，收录了他1944至1966年间发表的八篇论文。据李约瑟在第六篇文章中的陈述，在1938年前后，他酝酿写作一部专著，系统讨论中国文化区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历史，那时他的问题意识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可以概括为：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科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反倒是科学发展并不领先的欧洲取得了突破，发展出了现代科学？这就是李约瑟难题，也称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谜。他相信，只有“对各大文明在社会或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分析”，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种组合在中世纪遥遥领先，另一种组合却后来居上并产生了现代科学”（第2页）。这就是以“滴定”为题（该书英文原题为The Grand Titration，直译为大滴定）的原因。所谓滴定，是化学上通过溶液的定量反应来确定某种溶质的含量。
李约瑟难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问题从属于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且是后者的核心部分。这个问题即是：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和中国文明为什么后来远远落后于欧洲？早在十八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欧洲引发波义耳、莱布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狄德罗等著名学者的热烈讨论。中国礼仪之争后，大多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境，中欧文化交流的正式渠道被关闭，更重要的是，还没挨过打的中国人显然还没有深刻体会到中国之于欧洲的落后，这个问题在中国遂未引起充分的回应。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持续遭遇欧风美雨的摧折，中国落后于欧美对中国人来说才逐渐成为一个不得不接受的苦涩事实，中国为什么落后于欧洲才成其为问题。众所周知，欧洲之所以迅猛发展，最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即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造就了欧洲知识和技术的跃升，从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指数式发展。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并未发生这样一场类似的科学革命。正因如此，若能很好地解释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欧的逆转。191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化学和物理学专业的任鸿隽，在其创办的《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短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把原因归咎于“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业，骛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192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冯友兰也以英文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和后果的一个解释》一文，认为原因是中国文化主张追求内心的幸福，而不追求对外在事物的理解和控制。此外，1931年，德国汉学家魏特夫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也专辟一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文我们将看到，李约瑟深受其启发。类似于此的讨论还有许多，所以严格地说，在李约瑟之前，这个问题就早已提出，李约瑟难题并不是李约瑟首先提出来的。之所以因李约瑟而闻名，实则是因为是包含在《文明的滴定》《中国科学技术史》及其他作品中的系统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