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党的文献》2016年第5期，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作家萧军接触不浅。萧军不是党员，其特立独行的个性，又远非一般作家可比，再加上他对延安的一些现象深为不满，如何与之相处，如何化解其牢骚，确属棘手之事。
毛、萧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有点特别。1938年3月22日，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想见又担心造次，就派秘书和培元先行到招待所探望，并向萧军询问：愿不愿去见毛泽东？萧军回答：我打算去五台山打小鬼子，只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这个回答似也在理，但透出的傲气容易给试探者带来心理波折。毛泽东毕竟是大政治家，你不来我就去。他专程到延安招待所拜访，还邀上丁玲、聂绀弩等萧军旧识相陪，一起吃了顿饭。席间话题主要谈论鲁迅。在毛泽东心目中，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以如此礼节待萧军，自然是注重其“鲁迅弟子”的身份和影响。
萧军1940年正式到延安，对延安的氛围逐渐感到不适应，生出不少意见。一是不认同鲁迅艺术学院周扬等人的文艺观点，对周扬在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评他和罗烽、舒群等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作家尤为不满。二是认为延安存在着用人不公，对党外知识分子有排斥，一些末流作家挟党自重，一些文化机构的领导不懂文化。据萧军1941年8月12日日记记载，他为此当面对中组部部长陈云说：“你是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希望你对那些不被理解的人要让他们有被理解的机会，究竟成问题到什么程度？要抽查，下面才不敢舞弊。”陈云表示萧军反映的一些事，“是他所没想到的”。三是在个人生活方面，萧军也遇到一些不顺，反映很激烈，比如在医院为妻子看病事甚至动刀子打架。总的来看，他认为，“党内：个性被销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份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
有这诸多烦心事，萧军萌生去意，决定离开延安到重庆。1941年7月15日，他给张闻天写信提出借一万元路费，又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当面谈一次。萧军在日记中说，这样做是为了“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由此还可“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
毛泽东7月18日下午约谈了萧军，自然是挽留。谈话中，萧军先是表达了对周扬最近连载于《解放日报》的《文学与生活漫谈》的不满，还说他和罗烽、舒群、白朗、艾青诸人，联名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寄给《解放日报》，结果被退了回来。毛泽东表示，《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们就在自己办的《文艺月报》上登。同时嘱咐萧军把发表周扬文章的报纸和他们的反批评文章都寄给他。
据萧军日记，这次谈话的范围很广，说到张作霖、张学良、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和事。说到鲁迅时，毛泽东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萧军讲，“我看你如果不是从事政治，倒很可以成为一个文艺作家”，毛泽东笑着回答，“我是很喜欢文学的”。谈到正题，萧军反映了他个人到延安后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包括和别人动刀子打架的事，还说到延安一些作家精神不安，不能工作的状态，诸如艾青的孩子死了等等。他提出的比较尖锐的意见有：党组织的纪律与边区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对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许多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的倾听，让萧军“起了好感”，在日记中说毛泽东“诚朴，人性纯厚，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