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含图片）原载于《党史文汇》2016年第9期，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行前与妻别依依
1934年9月，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已48岁，是否随军转移，他正在选择。就像他后来在《长征纪事》一文中所言：“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想：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这样他毅然参加了长征，即使在长征途中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也没有后悔过。“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是不是同样地坚决想随军出发呢？”他肯定地回答说：“即便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这表明董必武参加长征的意志非常坚决。
10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党团书记约董必武谈话，通知他两件事情：一是组织上决定他随军转移，让他担任后勤部卫生队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二是决定让他结婚不久的妻子陈碧英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对于组织上的决定，党性极强的老党员董必武二话不说，表示完全服从。
10月10日，红军即将踏上长征路，被留在苏区的陈碧英，只能洒泪送别丈夫。想到这一去路上吉凶难测，今后也不知能否再聚，夫妻俩都十分心酸，依依难舍。陈碧英惦记董必武年纪已大，担心他行路困难，便痴情地跟着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含着眼泪陪董必武走了三天三夜。后来，董必武再三劝她不必送了，说走远了不好往回走，陈碧英这才哽咽着止住了脚步。离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带上的手电筒递给董必武，深情地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要多留心啊！”
分手后，夫妻间从此失去音讯。长征到达陕北后，组织上也失去了陈碧英的消息。而她赠送董必武的手电筒，一直陪伴着他走完了长征。之后，作为一件珍品他一直保存在随身的箱子里。不料1947年3月准备从延安撤退清理物品时，手电筒却被不知情的人给丢掉了，董必武对此一直遗憾不已。
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莲芝重回瑞金曾讲道：“碧英比我小20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40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相关部门都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其实，陈碧英还活着，只是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间小村。她与董必武分别后，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回到广东坪石的兴梅山坚持地下斗争。不到一个月，中央苏区全部为敌所占，白色恐怖布满城乡。由于找不到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她万般无奈下于1935年3月回到老家乐昌县的坝口。起初，在母亲身边的一段日子，老人赞同女儿去湖南找红军，找董必武。可四周的形势日渐恶化，几乎每村都驻扎了国民党部队，母女俩的愿望渐渐变淡。母亲怕有人认出陈碧英，多次劝她再找个人嫁了。在村民的撮合下，二十五六岁的陈碧英与年近四旬尚未婚娶的穷苦农民严修道成了婚。1950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长叹：“这是命啊！”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患病不起。这时董必武也已逝世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