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算是国内最早认识王小波文学和思想价值并刊发其作品的“推手”之一。那时她在《北京文学》做编辑，“当时他的《红拂夜奔》我想发，领导让压缩3万字，他也删节了。结果还是没发成。”这让她深感愧疚，也让她对王小波的担当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是一个好作家，但完全不想按照一种‘顺利’的文学路子去写作，他想表达的东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很难发表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但他从来没有因为发表不顺，就去写那些容易发表的东西。小波是一个遵从内心的冒险者。”
李静一直觉得，那些在生命中容易对她构成吸引力的人，都是敢于冒险的人。而寻找这样的人对于她而言，就是“一种对精神能源的寻觅”。这种“精神能源”，李静坚持认为它存在于具体的人，而非某个书本或者教条里。“为什么大家会说中国人虚伪？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学叙事不发达？因为我们的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没有故事，也没有人。我们从古就是《论语》和‘子曰’，没有人格。但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人格化的过程。没有人天生是太阳，不需要他人的光亮。”
潜伏
理性而快乐地冒犯作者
“人格化”从来都是“李静式”文学批评的标签，虽然走上文学批评这条道路，对她本人来说更像是一种被裹挟着往前走的感觉。
刚进北师大校门就被告知，中文系是培养批评家的，不培养作家，李静懵了，“可是特听话，还真的老老实实向批评家的道路走去。”她也尝试过写作的各种可能性，散文、随笔、小说、剧本、社会批评都写过，却都不是她想要的那种。
在中文系继续读中国当代文学硕士，李静好像默认了写评论性质的文章是自己学业的一部分。25岁时，她通读王安忆的作品，感到“不舒服的压抑”，便开始探究原因--1996年，写成初稿《失名的漫游者》，随后在《北京文学》杂志社工作期间，自认为有了些社会生活的体验，又感到中国原创文学在社会-历史面前失声的状态，于是继续在初稿基础上引入“冒险”这一文化概念，对王安忆“不冒险的和谐”美学做了深层批评。2002年定稿，题为《不冒险的旅程》，整篇文章的写作横跨六年。
没想到的是，向她约评论稿的信件像雪花片一样飞来，“我就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写下来，想把自己内心的理念暂且借助评论这一管道，先宣泄一番再说了”。
被当做评论家的日子长达七年。作家陈村说她“把批评家和作家定位为对手关系，理性而快乐地冒犯作者，冒犯读者”。由于深受巴赫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李静强调“对话”，反对把文学批评当做政治宣教的工具，或者个人独白的孤独舞台。
在这七年里，李静不仅把王小波和木心推到前方，更是对莫言、贾平凹、林白、过世行和林兆华等作家和导演做了长篇评论，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捕风记》。
“一切皆是虚空，一切皆为捕风”是《圣经·传道书》里广为传播的一句话。在文学界冒险的七年里，李静时常感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式微，她亦对当下的文学成就持怀疑态度，却不由自主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捕风”的感觉分外强烈。
“别人都说我的文学批评风格不太一样，可能因为这里面隐藏了我的价值观吧。我的评论文章都是‘夹带私货’的。”李静说起这个，显得很狡黠。
2002年起，她受到花城出版社委托主编《中国随笔年选》，也刻上了深重的李静烙印。秦晖、何光沪、何怀宏、傅国涌……常有读者觉得这些人文章“太硬，不美”，读起来累煞了人。事实上，李静一度认为中国文坛有很多“软骨头”，需要加一些“危险”的东西来强化它的骨质。而这危险的东西，是美与真实。李静认为，这才是随笔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