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不再做这项工作了，不遗憾吗？”
“应该是愧疚。像路内、薛忆沩、王小妮这些值得更多文学解读的作家，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我自己想创作，分不出更多时间来观察他们。”她的声音小了下去。
搞文学批评十多年，她却“确切地知道自己不适合批评写作。批评家需要轻盈、博识和系统知识，我的视线却沉重、集中，缺少对系统知识的兴趣。”
李静觉得，批评家是提供答案的人，创作者是提出问题的人。而她花了那么久时间，才发现自己只会提问。从前，她的创作欲没有满足，就在批评里发泄。现在觉得自己想发声，还是创作最直接。她更愿意把自己当做一个“文学人”，“文学人的本能，是对生命状态的关心。”她执拗地等待一个创作机会，去寻找生命的痕迹。
创作
寻找鲁迅
创作机会在她临近不惑之年到来。与鲁迅重逢，李静感到“如见失散多年的父兄”，儿时对他的压抑和恐惧，现在却感到亲切和怀恋。
在推翻两稿、经历无数梦魇后，李静在鲁迅深不见底的内心终于看见，他这一生不外“伤心”二字。早年不幸的旧式婚姻，中年兄弟失和，晚年与全心扶住的左翼力量闹得不愉快，贯穿这“三大伤心”的精神逻辑，是“爱与自由的悖论”：爱是牺牲之爱，舍我之爱，它与自由是一对难以两全的矛盾。
她代替鲁迅反复做无情的自我拷问：“我确实曾做过关于天堂的梦，梦里所有流泪的人都在那儿得到了安慰。为了这个梦，我曾许下天真的承诺，牺牲自由的自我，可我无法牺牲到底。因为自由的本能发作了。可我并不后悔。如果有什么可悔的，那就是我不该相信，对自由的牺牲能带来自由的结果。”这便是她对“爱与自由的悖论”的回答。
李静看到了鲁迅的弥赛亚情结，“他总觉得能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堂’，但这种想法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地上的‘天国’，一定是一个魔鬼人间。但鲁迅不能让自己看透这些，因为他特别性急。鲁迅不相信有来世。觉得现世如果弱者没有得到报偿的话，世界就会永远暗无天日。”
“你是否觉得鲁迅是个天真的男人？”我小心翼翼地问。
李静的眼睛亮了一下，“是啊，他是个戴着世故面具的天真汉。所以我在剧本里有一句台词反反复复——‘就算你长在我肉里，我也要挣脱你，烧掉你，哪怕烧掉我自己！（和象征权力的椅子做斗争时）’。鲁迅知道徒劳，但是不怕徒劳，他害怕的是静止僵住的状态。他是个行动主义者，一辈子都在冒险。”
在李静看来，在“爱与自由”的悖论里，鲁迅选择了爱，这不仅囚禁了自己，也在客观上囚禁了别人的自由。她甚至认为鲁迅有道德强迫症，“鲁迅用一根‘爱的绳索’温暖了他人，但同时也是‘绳索式的爱’，让人喘不过气。”
如此密度的爱，用撷取人物生活中的重点片段来写实描绘，是根本不能做到的，“鲁迅的现实人生场景，根本无法承载他的精神戏剧性和复杂性。而一部戏如果不表现主人公复杂深刻的内在世界，只表现他表层的性格与人格，有什么意思呢？”
受到斯特林堡《一出梦的戏剧》和海纳·米勒《任务》的启发，李静放弃了人物立体化的努力，而在第三稿中着重表现一种抽象的处境。
鲁迅临终时紧握许广平的手，似乎有话对她说，但许广平怕太过热烈的回应惹他难过，就把手松开，走了。没多会儿，鲁迅孤单长逝。这一细节让李静念念不忘。到生命最后一分钟，鲁迅依然生活在黑暗中，这份深入骨髓的孤独，让她闻到了意识流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