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芗翁约谈，座有念劬，极言科举之当变，而又申说其办法缓急、难易之故。一尊小酌，横论古今，直至四更□尽始散。（《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念劬”，钱恂）
芗翁酌夜话，小酌，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闇，太息痛恨。问余志学之所向属，择一事言之。告以时事孔亟，愿闻经世立身之道。云：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又论同治中兴名臣。寅正始就寝。（《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寅正，早上四点。此外，徐世昌还记：“芗翁约夜酌，深谈，论各直省生人材质性情，欲提倡直隶人材有三要，曰多看书，多走路，多见人。俟通俄干路成，能多出洋游历，方有实济。”）
徐世昌是很谨慎的人，日记中一般不太会记录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会写下这么多，自然是受到了张的内心世界的感染。
从徐世昌日记之中，我惊诧地发现，张之洞的这些言论与梁启超此期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政论文章，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不能认为张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响，他与徐的谈话中，清楚地说明：“宜极力讲求与诸务并举，不可惑于邪说。”“邪说”一语，指的就是“康学”。然而，从光绪二十三年武昌总督府的一次次夜谈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学制”的影子，看到张上奏停止科举的影子。张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实际上已经发动了思想革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的设计——持续长达数百年的传教事业，已为这个国家铺垫了最为基础的西学知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洋务企业，也显示了西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效果。但是，旧的科举制度改变之后，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中学渐渐地不能为体了。
在这里，我似乎还需帮“中体西用”说几句话。今天的人们对“中体西用”有着误读之处，甚至指责其不能彻底地改为“西体西用”。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的是孙家鼐，他是光绪帝的老师，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中体”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即容纳西学，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这从《劝学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们的这一提法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戊戌政变后，守旧的势力上台，“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绪二十六年）之变，与“西”与“洋”有点关系的五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内务府大臣立山），被守旧派杀了。
思想革命的主体
由此可见，晚清的思想革命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过去的人们过多地关注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宣扬，认为他们甚至认为革命党人是思想革命的发动者。从广大的人群来看，从宽阔的地域来看，康、梁和革命党人的宣扬效果有限。以上谈到的人士，张謇、严修、蔡元培、叶昌炽、张之洞、徐世昌，以及后面还将提到的张百熙，都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响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对康、梁的人物。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知识的最高阶层，也是思想影响力最大的团体。
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于近代教育：从废八股到废科举，从办学堂到派留学，西学进来了，一点点扩大，成为知识的主体部分。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都来自于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员推动的，叶昌炽等一大批官员裹挟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于1906年在清朝的京师译学馆教了一个学期的国文与西洋史。由此，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