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瑟：作为文本、作为文学，我的剧作都遵循着一种严格的形式，一种相当精确的节奏和格式。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们极为复杂，因为对我来说，一出戏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个元素都必须恰如其分，究竟有没有一个“停顿”都会显得至为重要。在小说里，你只能运用词语，而在戏剧里，你可以使用停顿、空白还有沉默：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东西，一种启示。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的剧作又很简单，因为它们都与人类的基本处境有关。而一出戏所遵循的严格的体例，以及它的“极简性”，都赋予了导演和演员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我的剧作因而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演绎。
在我看来，我所写作的部分就像是一种情感的框架——几乎是一种色彩，或一种声音，一旦由一个演员演绎出来，它就因而焕发出人性的力量。或许这就是我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抵达如此遥远的地方，并在每一片土地上演的原因。
是的，当我想到人类得以理解并发现“意义”的能力时，我都感觉那是种奇迹。什么是意义？我们如何能够理解一首诗的意义，或者，以自然科学为例，发掘自然的“意义”？
然而，一旦回到最本质的有关存在的问题时，我、你，或者人类，我们为什么会存在，或者为什么某样事物会得以存在，而非一片空无？我以为，人们能够就此给出的仅有的答案都是矛盾的、毫无意义的，以我们有限的言语绝无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或许，最好的谈论某件事的方式就是沉默，单纯的空白——沉默所能传达的或许也是最准确的。
在您的作品中，似乎一直有关于现实社会的指涉，例如乡镇与城市的隔阂、等待着孩子造访的父母、无处皈依的失落感。这是否与您在大学时修读社会学的经历有关？
福瑟：我从学习社会学的这段经历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我发觉用“实证主义”的方式去看待人类会使我们沦为某种类似于“事物”的对象，能够通过自然科学得出的方式加以分析和理解的对象。但人类并不等同于一个对象，人类首先是一个灵魂，一个内在的心灵。无论是“意义”或是“无意义”，都归属于这个灵魂。
尽管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戏剧还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模式，至少是在表达着与这些关系相连的情绪。社会学所难以阐释的东西（那些东西事实上根本无法被阐释），即使是一出优秀的剧作也无法阐释，但后者至少可以提供一种得以参照的模式。由此，通过戏剧，我们能够了解社会关系中的某些动态和张力。
坦白说，我的写作中的社会关系多少都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尽管我从来不是以一种自传化的方式去写作。
学生时代，我放弃了社会学，转而研习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如今，我又转向了基督教信仰，成了天主教徒。
您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您从未跟任何一个导演合作过。既然如此，您如何信任那些演员和导演进入您的戏剧世界？您对媒体主导的当代戏剧舞台又有何看法？您认为当代戏剧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突破？观众怎样才能不那么传统？您心目中理想的戏剧演出是怎样的？
福瑟：在我写作第一个剧本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去控制我的每个剧本的创作了。要是我那么做了，我就毁了那个创作过程。我需要自由地写作，因此我当然也会把创作的自由赋予其他的艺术家、导演、舞台设计师和演员们。要是我试图控制每一出根据我的剧本改编的剧作，大概只会让我自己崩溃：我的剧本已经上演了超过一千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