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之前提到的，我的剧作是极为精确、严格的，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版本完美地呈现了这种精确性，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恰如其分。是的，每一个细节！正是这种精确性构成了这一出戏，尤其是这一版的舞台呈现的框架、它内在的逻辑，或者其他你能够想到的东西。
您一向被称为“新易卜生”、“新贝克特”，也已经连续几年以很高的赔率入围了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您是否曾感到这种期待造成了负担？
福瑟：是，也不是。好些年，我一直往返于各地，观看我的剧作上演，接受各种各样的采访。最后这些事情变得令我不堪重负，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不再到处旅行，不再喝酒，专注于我的写作，还有我的家庭。
但我的作品源自我内心的某个隐秘之处，而非受到成功或失败的左右。
除了剧作家的身份以外，您还是一个诗人和小说家，甚至还创作了不少儿童文学。您认为这些文学形式间存在何种区别？哪种类型是您最钟爱的？
福瑟：毫无疑问，我最为人所知的身份还是剧作家。我的剧作是被翻译最多的作品。但面对戏剧世界，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个边缘的外围人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已经出版过小说、散文和诗歌集，但我并不经常上剧院，写过的几个剧本都是奉命而为。近二十年里，我几乎都只在创作剧本。但随后我感到自己写够了，于是又回到了自己起步的地方，又开始散文的写作。如果一首诗突然涌进我的脑海，我当然也会把它写下来！当我在写作散文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戏剧创作的冲动。
但最能传递我写作的本质和精髓的，或许还是我的诗歌，但它们却是最不为人所知的，无论是在挪威还是在国外。
近年来，年轻的挪威作家如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我的奋斗》的作者）在全球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福瑟：挪威是个小国家，只有四五百万人口。相较之下，挪威文学却一直在世界文坛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易卜生一直都是其中最知名的人物，无人能出其右。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我曾教过六年的创意写作，而克瑙斯高凑巧是我某一年的学生。当时我二十七岁，他二十岁，我们都还是年轻人，常常一起喝酒。他看上去是个背负着很多东西的人，他的内心似乎存在很多挣扎。一个害羞的年轻人。有次在我的课上，我要求学生根据一幅画作写一首诗；坦白说，他的诗写得可不怎么样——其中的不少内容都是陈词滥调。我大刀阔斧地删改，他发现删到后来几乎就不剩什么了。这段往事也被他写进了《我的奋斗》第二卷里，他在书里把我描述成一个“严苛的导师”。他的作品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但我真心为他的成功感到高兴。就我个人的口味而言，我觉得他的书读起来挺累心的。我想就算是他自己去读，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采访后记
在不到十天的挪威之行中，约恩·福瑟的名字总是在眼前出没。饭店里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房间，路面上用挪威语刻着他的格言，画廊里在展览他的诗集插画；书店里的排行榜上，他的新小说被一大拨北欧最流行的犯罪小说簇拥着，在销量上并不居于下风。我们还遇上两位与福瑟年龄相仿、几乎同时出道于诗歌圈的作家。提起福瑟，他们脸上都立马浮出会心一笑——显然都是那种识于微时、彼此熟悉到无需字斟句酌的老哥们。一个说福瑟年轻时不显山不露水，然后突然就红了，成了文坛的标杆，“尤其在法国和德国”。另一个在详细询问了福瑟的中文译本是否靠谱之后，突然笑起来：“话说我也不必为此担心，他的作品对译者还是比较友好的——词汇并不多，而且不断重复，像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