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杨先生说：“我没有满意的作品。较好的是《干校六记》和《洗澡》。好多篇中短篇小说是试图写写各种不同的人物，我都改了又改，始终没有满意。锺书认为《大笑话》最好。我总认为小说应写出活脱脱的人物，而故事必须自然逼真，感情动人，格调勿庸俗。”
在《听杨绛谈往事》里，杨绛这样回忆《干校六记》的写作：
“干校回来，我很感慨，想记下点干校的事。《干校六记》是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才写的，是读了《浮生六记》才决心写的。我的题目和六记都照《浮生六记》的样。我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写成的，自信这部《六记》，超出我以前的作品，所以，我动笔前告诉锺书，我要写一篇《干校六记》，他泼冷水说：‘写什么《六记》！’他说没用，我还是把我想好的写了出来。我写完后给他过目，他不声不响，立即为我写了一篇‘小引’，我就知道他这回是真的觉得好，不是敷衍。他经常敷衍人，我对他的称赞都不相信了。他对我请看文章，总很为难。他若说我好，我不信；如果文章不好，他批评不好，又怕伤我。”
这在当时是一部敏感题材作品，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故事是《干校六记》先在香港出版，后来经胡乔木同志开绿灯，书才在内地出版。胡乔木当时的评价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这是一部知识分子与他所处时代的记录。经过这些磨难和丑陋， “在她的身上，有些时间不可磨灭的东西，然而在她的周围，这些东西──譬如一种精致、淡雅、从容的品位，一份人文的卓尔与情操……都在一场大破坏里逐渐式微、随风而逝……”台湾作家李黎这样形容杨绛先生。
《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在那个时期，杨绛先生最重要作品是翻译的《堂吉诃德》，这是我国直接从西班牙原著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此书分上、下两册，钱锺书题写书签。《堂吉诃德》定稿时，锺书的《管锥编》手稿也刚校订完毕，他提议和杨绛交换题签。杨绛笑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锺书说：‘留个纪念，好玩儿。’从此两人的作品出版，都互相题签。（《听杨绛谈往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胡真才回忆说，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至1962年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这时，她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至1966年的“文革” 初期，她已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
但就在这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失踪。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有一天，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如获至宝的她本想把译稿偷回家，但未能如愿，只好求人妥善保管。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一位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1972年春，杨绛从干校回京，家中房屋被人占用，他们夫妇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住，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堂吉诃德》的。因为译文搁置多年，读来好像断了气似的，无奈只好从头再译。1976年秋冬，她终于译完全书。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将全书通校一遍，5月初将译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该译本问世。
2001年，杨绛把她丈夫和她自己的全部著作稿酬捐赠给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专门扶持那些好学而贫困的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萍说，这些年“我们都是直接将稿酬汇入清华好读书基金，已经2000万了。杨先生的居所和人文社一样老旧但舒服，磨得发亮的水泥地，罩布套的软沙发，木质的书桌书柜，杨先生拒绝清华大学为她重新装修。有一次我们的编辑看到杨绛先生穿了一双很别致的鞋子，问起，先生说是钱瑗的……我们仨，再无生离和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