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蒂：木刻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艺术样式，全世界第一本刻印的书籍就是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金刚经》。中国传统的木刻画大都是书籍插图，或是画谱，画、刻、印是分开的，是不同艺人进行的三种不同工序。所以，您所说的鲁迅先生所倡导的现代木刻并不是来自中国古代木刻画的传统，而是从西方木刻学习而来的。您能否说说，为什么到了三十年代，中国艺术家会选择西方木刻这种艺术样式？
彦涵：采用木刻这种艺术形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从1931年开始，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鲁迅先生开始推广木刻。鲁迅认为当时中国美术院校的教育是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的，他提倡要用木刻艺术来反映中国人民的苦难、命运、愿望和斗争。他看到欧洲的木刻版画，德法英俄的版画，珂勒惠支的版画，鲁迅认为这些画反映了当时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所以我们的艺术家也要这样做。
当时抗日战争要做宣传，报刊杂志都需要插图。没有照相机，很少有摄影，油画、国画都没有条件去做，没有印刷机，更不能制版，所以，最容易的办法是用木刻来配合文字。木刻最方便，材料容易得到，我们当时做木刻都用梨木，山沟里到处都有梨树。木刻刀也容易，山沟里有铁匠，找他们打一把就行了。手工刻版，刻完后手工印刷，然后就可以进行广泛发行。这样，木刻就成为当时宣传的最有效的工具。
我在延安时，也有一些老木刻家在延安，他们成立了训练班。我参加了训练班。我在大学里学了好几年绘画，所以我的基础很好，把那些小木板拿来，刻马克思的像，马克思大胡子，很容易描绘。我还得到鼓励和表扬呢。也有许多和我年纪相仿的木刻家，王琦也是1938年到延安的，我们俩住在一个窑洞里。
恺蒂：其实您在延安没待很长时间，就去了太行山前线，您的许多的作品，也是在那期间创作的，现在大家都称这些木刻为“解放区木刻”。能否请您说说当时的情景？
彦涵：1938年11月，我从鲁艺毕业，党就号召我们到前方去。我积极参军，要上前线去，我参加了木刻工作团，去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那可是真正的前线啊，枪林弹雨，我们在前线还搞了一个木刻工厂，印画，搞宣传。
在前方也有一个鲁艺，叫“八路军鲁迅艺术学校”，相当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的分校。那段时间里，我的木刻创作都是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许多都是领导布置的任务。需要什么就刻什么，表扬战斗英雄等，我还画了许多连环画。我当时是正儿八经的兵，当兵的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上面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还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国统区的西安和洛阳去送情报——绝密情报。一切为了革命，不怕牺牲，不要个人名誉，根本不把自己当艺术家来看。在前方刻的木刻中，其中一张是彭德怀的像，他亲临前线指挥军队，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我们正在前方被敌人重兵包围。日本人对太行山八路军进行了两次大扫荡，一次在2月，一次在5月，我们的损失非常惨重。那时候我们跟着刘伯承、邓小平一起，刘邓大军，战场火线非常危险。木刻工厂里有十三个人，包括我自己，在突围的过程中，我们十三个人中就牺牲了四个。
后来，前方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损失太惨重了，待不住了，上面就把我们这批人给撤了出来，把我们送回延安，让我们再去学习，我就回到了我的母校鲁艺。我看更多的人在搞木刻了，我就想到在前方我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素材，我也可以把木刻当艺术来搞。在前方创作木刻只是为了宣传任务，不会考虑到木刻版画还有艺术性。现在回到后方了，我就想，我也能当艺术家啊。在这期间，我刻了一批木版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