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蒂：您回延安的时候，是不是整风运动期间？
彦涵：对，延安正处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厉害得很。到了夏天和秋天，运动停了，不要再搞了，大家就开始学习毛主席的讲话。讲话主要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答案：文艺是为工农民服务的。第二个问题是，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答案：普及和提高。首先是普及，要让工农兵看得懂，达到宣传目的。看不懂，还能起什么作用？
我们当时觉得艺术是有层次的，有高有低，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提高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两者得有机结合。这牵扯到一个艺术形式的问题。
在延安，我是不太讲话的，但我自己心中有数，我很明白的。我们这批人都是资产阶级艺术学院出来的，我们在杭州美专接触的，都是西方现代派的东西，这种艺术形式是要被批判的。我就更多地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检查，检讨自己过去受到资产阶级影响很大，要力争克服等。力群（郝力群，1912-2012，版画家）很喜欢说话，哇啦哇啦地，话很多。我话少，就是想着如何把画画好，刻好，使干部群众能够看得懂，如何反映革命斗争生活，我就在想这个。
恺蒂：从1943年您回到延安后到1949年全国解放，您继续刻过许多战争题材的作品，还有农村土地改革等题材的作品，例如《夫妻识字》《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等。有一个题材特别有趣，您刻过，其他的艺术家，如古元，也刻过，就是“豆选”。这是一种很原始的选举办法，全国解放以后您还将这幅版画画成了大幅油画，被全国政协收藏。您能说说创作《豆选》时的情况么？
彦涵：《豆选》是解放战争时期刻的。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随着鲁艺到张家口的华北大学教书。1947年，我被派去参加土改运动。当时的解放区都在进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其中分配给我的一个任务，是组织农民选举村里贫农委员会的领导。村里的农民基本上都不识字，也根本不知道选举是什么，要搞选票，让他们勾名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怎么选啊？这些农民就对我说：“彦涵同志，你说吧，你叫选谁就选谁吧。”我说那怎么行，我告诉他们这是民主，不能我说是谁就是谁。我说：你们不应
该放弃你们的权利，要选举你们想要的人。他们说他们不会写字。我就帮他们想办法，让候选人背对着桌子站着，在他们身后放一个碗，选他的话，就在他后面丢一粒豆子。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被选中。我们给每个人发五粒豆子。但是农民选举，并不很严格。特别是那些妇女，有好些还是小脚呢，当然根本不懂什么民主权利。她们被家里的人拉着去选，或者是好几个人拉拉扯扯地，有说有笑地，一下子把一把豆子全放一个人的碗里，有的还把豆子洒到地上，当然很不准确。其实豆选只是一个形式，谁当选谁不当选，最后还是工作组长来决定。
恺蒂：全国解放后，您回到母校杭州艺专任教，还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浮雕的创作。1956年，您被调回中央美术学院，筹建版画系，又参加了中国军事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大型历史油画的创作，您可以说是老革命家了。但是1957年，您突然被打成右派，这应该说是您人生和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后来在“文革”中，您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您能说说吗？
彦涵：1957年，中国开始了“大鸣大放”运动，号召大家提意见，批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整天开小会、大会、中会。这样闹腾了一段时间，叫我们讲话，叫我们提批评。一开始我是不愿意讲的，后来领导一直要我讲，我就批评一个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其实我批评的是很小的一件事。结果，反右开始了，我就被打成了右派。我的另一个罪名是因为我主张过中国画要学习西洋素描，我说这种基本功很重要，因为中国画家传统上不重视素描功夫。他们就说我是否定中国传统，反对中国画，这也是资产阶级右派言论。被打成右派的惩罚是非常重的，不管你曾经有过什么功劳，党员都要开除党籍。我的职位降了五级，工资扣掉一半。原本还要把我下放去劳动改造的，但是因为我家有老父老母，还有两个小孩，所以就没有被下放，还是算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