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蒂：从反右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虽然您一直在逆境中，但您还是创作了许多作品。这些作品许多都是黑白木刻，颜色比较深，感情也很深沉，例如1957年的《老羊倌》，画面充满了温情，老人和羊羔之间那种爱，非常真挚。还有一些表现革命战争年代的作品，例如《泉水》《打草鞋》《挖野菜》《通过敌人封锁线》《战斗在敌后方组画》等。虽然您受到磨难，但是您仍以您的军旅生涯为题材，作品中也看不到愤怒和后悔。您自己是这么看的吗？
彦涵：从1957年到1978年，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呢！自从打成右派后，我知道我没有自由了，不能随便发言、随意行动了，但是我自己可以给我自己自由，我关起门来，在家里创作。当然，这些是不能发表的，没有发表权的。这段时间我刻了几百幅木刻，是没有人知道的。不能让外人知道，更不能让领导知道。对，有很多作品刻画的是我在部队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我战争年代的许多体验，还是有许多可以创作的内容。而且，我并不后悔参加革命，无怨无悔。我当时参加革命，是要和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的，等于我参加了二次大战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运动，我怎么可能后悔呢？
恺蒂：“文革”后，您的作品在艺术形式、思想内涵和美学观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的作品变得非常抽象。例如您的套色版画《长城》，将长城描绘成一条彩色的带子，形式上非常新颖，是您以前的作品所没有过的。回头看您的创作生涯，您的版画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彦涵：我的版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革命战争年代，也就是在延安、在太行山、在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作品。第二个阶段，是全国解放后到“文革”时期。这个阶段我的主要作品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因为这些都来自我的生活体验，特别是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量很大，因为我不能发表作品，所以，就靠着回忆进行创作。第三阶段是“文革”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我的思想也解放了。我开始回去重新捡起我年轻时学习的好东西，那些我后来丢掉的好东西。我的艺术的观念开始全面改变，我的作品和早期写实主义很不一样了，它们开始变得抽象起来。
对我第一、第二阶段的创作，虽然很多是革命工作需要，有很多宣传的因素，但我还是肯定的。因为在内容上，这些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愿望和要求，在表现语言上它们是写实的。在艺术创作上，现实主义是好的，但并不是唯一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抽象主义也都很好。我对西方现代主义和抽象主义一直很感兴趣，它们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相似之处。我们的老子早就说了“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还有中国的“似是而非”，这些都有抽象因素在里面。抽象和写实也是可以兼容的，可以互相包含的。
恺蒂：再说说您在我们这套《六十家木版画原作集》中的作品。1997年，为了推动中国的木刻版画创作，英国木版基金会启动这个项目，向六十位中国版画家征稿，每人创作一幅版画。参与《原作集》项目的艺术家中，有老一辈版画家，例如您、李焕民、李少言、牛文、赵延年等，也有新一代的版画家，例如徐冰、苏新平、张敏杰、王华祥、陈琦、王超等。在这六十幅原创版画中，您的《村屋》可以说是最富有现代感的版画之一，更像一位年轻的前卫艺术家的作品。虽然受过许多政治上的冲击，是不是可以说您还有一颗非常年轻的心？
彦涵：我现在的艺术观念是“来自生活，出自心源”，我尊重我个人，我个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需要为谁做宣传，也不需要卖钱。所以，我刻了一枚闲章，我所有的画都盖上，叫“随心所欲”。我现在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把自己完全彻底地解放了。
2003年8月4日采访
2016年5月16日完成整理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