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年，“文革”就开始了。“文革”之前，我们被派到农村去搞“四清”运动。“文革”时，我们就被调了回来。红卫兵厉害啊，造反有理，我的教授头衔被拿下来了，书也不能教了，那些红卫兵叫我是“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画家”、“牛鬼蛇神”、“刘少奇路线”、“反毛泽东”。在大会、小会上批判我，给我挂一个大牌子。弯腰，下跪，两个红卫兵抓着我的胳膊往后面弯，难受得很，红卫兵也打人。我们都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叫关牛棚，一关都关很长时间，有的关了好几年。一开始家里人也不许见，工资也被扣掉了，每月只有十二块钱。
那时候，只能忍受，逆来顺受。有些人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不是那样的，但说得多，就被打得多。为自己辩护是不行的，那是要被打坏的。有许多人自杀了。北京的作家老舍，就是被打了以后，受不了，自杀了。上海最厉害，好几个京剧演员都自杀了。
恺蒂：当时您被批斗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彦涵：当时我的心情是这样的：我是学生身份参加革命的，我的主要问题是1957年号召我们提意见，我就提了意见。我们是善意的，谁知道后来那些人会恼羞成怒。我们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我就不说话了，不能说什么了。叫我跪，我就跪下来，不能反抗，反抗是要挨打的，打得太厉害了。但是我自己心里面是明白的，我是学生参加革命的，没有任何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地方。
恺蒂：当时您觉得会有出头之日么？
彦涵：我确实认为，历史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人不可能活一万年，没有人是可以“万岁万万岁”的。那么多人不满意，那么多怨气积在心里面，总有一天会爆发。至于我是否能够看到，那就不知道了。结果还被我看到了。
恺蒂：1973年，您奉周恩来的指示参加新建的北京饭店和国际俱乐部的绘画创作，后来又被批为“黑画”，这是怎么回事？
彦涵：1968年，我的妻子因为写的东西被抓进去，1970年，我们整个学校都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改造。你知道吗，我们这样的人，永远是要接受改造的。后来北京要建造国际俱乐部，王府井那边也要盖新楼，就是北京饭店，就把我们调去画画，当时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说，国际俱乐部在建国门，那里是外交人员俱乐部，是外国人活动的地方，北京饭店也是外国人出入活动的地方，指示说不要画“反动的、迷信的、黄色的东西”，要画民族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画了山水、花卉，画了传统中国画的样式。
有一天夜里，“四人帮”派人到北京饭店，把这些画全部没收了。又过了两天，我们被叫去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会，说是内部展览，当时我还以为是展览外国绘画，心里好喜欢。那时候的“内部电影”、“内部书籍”都是外国的东西，会打上“供批判用”的字样。所以，我满心高兴，因为我好希望能看到外国现代绘画作品，我已经很久没看到外国作品了。结果去了，一看，原来挂的全是我们自己画的东西，里面有我的四十八张画，还有八张彩色木刻。我还想可能是首长要来审查，所以，才把画都挂在这里，让首长来看。我们有十几个画家呢，结果，在门口看到大告示，说这些都是“反动黑画”，要进行批判。我们就被拉上了大公共汽车，都被拉回学校了，我被拉回到中央美院。这时候的美院里，已经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了，他们都准备好了，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大字报上写着“大右派”、“黑画家”、“反动黑画”。我记得当时我画了一张南方的大榕树，大榕树盘根错节，他们批判我说是表现资本主义势力盘根错节。大会、小会批判，做检查，我就解释，但是解释是没有用的，必须承认是反动。反动的动机是什么？他们说我是对五七年不服气，要翻案。我说我并不是不服，而是有点委屈，但我肯定没有想翻案。后来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万人大会，批斗我们。这些画后来拿到人民大会堂去布置展览，江青亲自出马。听说她把周总理找去看了，江青还问周总理：“这些画你有什么意见么？”总理不说话。那个时候正好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利用我们的作品作为批周的起点。因为这些画是周恩来定的调子。其实我们的那批画都画得很好看的，没有什么政治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