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正由这样的好奇和期待驱使，第一时间拜读了此书，感觉作者写作此书的前期准备充分，搜集素材用力甚勤，但成书似过于草率，就内容呈现而言，可说相当粗糙。大略而言，全书涉及人物主要有那桐、绍英、荣庆、徐世昌、许宝蘅、汪荣宝、恽毓鼎、张謇、郑孝胥、孟宪彝、赖清健、温世霖、严修、叶昌炽、黄炎培、蔡元培、张元济、邓华熙、余肇康、谭延闿、吉城、张棡、黄沅、姚永概、胡骏、王闿运、王振声、吴虞、朱峙三、叶绍钧、吴宓、黄尊三、钱玄同、胡适等，征引相关日记约计四十部。书中对汪荣宝、郑孝胥等相对习见的日记解读细腻，较前人有突过处，对黄沅、孟宪彝、赖清健等以往学界注意不多或利用不足的日记，亦有发掘之功。惟以作者取材的标准和口径而论，仍有一些不能说小的遗漏，如《醇亲王载沣日记》（群众出版社2014年）、《徐兆玮日记》（黄山书社2013年）。当然，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任何研究都难竭泽而渔，或留遗珠，亦情有可原。而且老实说，按本书的写作思路，加减一两部日记，对作者来说根本意义不大。因为桑先生相信“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故全书凸显日记所载的“单体”言行，以抗衡类型化的局限；而且，“史实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统统网罗，同样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绪言，第4页）。故此，本书采取的论述方式是呈现式的，而非传统的归纳式，或演绎式。亦故此，多一部日记，无非是多花点笔墨，多写个把人物，实无关宏旨。
但相应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堆砌、凑泊，二是杂沓、散漫。亲历者日记简繁有别，重心各异，本待细心择别、剪裁，取以其他类型史料对比印证，但作者仅以日记为凭借，故似有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急迫，对相对篇幅较大、记事较详的日记更是视若拱璧，打包接收。所以，每一章节描述不同人物“心境”和“行事”的分量，基本等同于原有日记的篇幅，畸轻畸重，十分明显。如写日记较勤的浙江台州绅士黄沅，本书三章每录其事，各多达十页之谱，而涉事深但下笔矜慎的徐世昌、张謇等人，反倒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同时，对一些人物的记述，难免流水账。如温世霖因组织国会请愿而被遣戍新疆，自宣统二年十二月至三年五月，由天津至迪化走了一路，书中也事无巨细地从“观黄河瀑布”到“哈密西瓜味最甜美”记了一路（57-67页）。复如黄沅，其人无功名，但家境尚佳，与本地官绅有交游，记地方事颇详，凡求佛拜神、游山玩水、看报读书、交友宴会、自治选举、赈捐报效，不一而足，本书同样兼收并蓄（71-80页、144-167页、270-284页）。书内引日记，未加细择，常一引到底，尤可怪者，甚或有不标示引号，只略易数字，直接用日记原文铺陈史事。这种情况不在少数，而改易的几个字，一般只是为了疏通语法、调整主谓。这无疑有违学术纪律，日记所记“事情”不同于“事实”本身，不可混一，道理显然；从读者角度来说，也因此造成困扰，不知道哪些是日记原文，哪些是作者自己的话。再者，抄日记，最无谓要数抄公文。本书第二章多引吉林西南兵备道孟宪彝日记，数处原原本本抄电文，连“敬布腹心，即希亮察”的套话也一字不落，又并无针对性的解读（128-135页），那真是有凑字数的嫌疑了。
本书“绪言”有一大段对“归纳法”的批判文字，批判对象从“欧洲学人”、“日本明治思想家”，到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扫倒一片。归纳法“削足适履、混淆本相”，已罪无可逭，但落实在书中章节，仍将人物区别为“内外官员”、“青年学生”、“南北士绅”三类，桑先生解释说归类只是“图个方便”、“不得已”，并特加声明“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天经地义，尤其是不可以此为潮流时趋，将不得已之事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注意尽可能避免其局限，并且积极寻求突破之道”（绪言，第4页注1）。然何谓“积极突破之道”，终未明示。本书各章各节均约十个以上人物出场，而这些人物了无关系，极少交集，行文只是从人物甲跳到人物乙，再跳到人物丙，在各个人物停留时间的长短全凭存留日记的多寡，而对每一人物内部及其与时代关系的挖掘，又仅以日记呈现者为限，散漫无序，几无脉络可循。作者尚有这样的自信：“回复到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或许可为再现精彩的起点。”（绪言，第6页）但就笔者的阅读体验而言，实无“精彩”可言。桑先生又借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圣言简奥”一语发挥，表示日记“若仅就文本敷衍成篇，则不过表面文章”（绪言，第8页）。然现在成书的模样，又距“敷衍”、“表面”几希？笔者的一个印象是，本书材料丰富，但类同札记，仿佛匆促间连缀成篇，终究一地散碎，借用章实斋对王应麟书的评语，“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文史通义·博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