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知桑先生判定该日记“存在很大误差”的实在理由为何，而“略作调整”的具体依据又为何，此处“当为整理出版时出现错误或事后调整所致”、“可以从每日报纸报道中了解到即时信息”都不过悬揣之词，一无凭借。如照桑先生指示“将有”硬调整为“已有”，那真的好似段玉裁批评理校法之“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事实上，揆诸本书，引用黄尊三日记的场合全照原文日期，根本没有经考订而辨误者，作此大言，所为何来？
本书正文纯以日记铺叙事情，而绝少议论分析，偶有，也是大而化之。如论辛亥鼎革后的沈家本、绍英，“他对逊清王室和民国政权的感情复杂”、“反映了内心的复杂纠结”、“态度相当复杂”（均见239页），究竟如何复杂，语焉不详。又辛亥十月徐世昌在北京与人谈时事“夜不能寐”，“徐世昌很少在日记中流露个人的情绪，这一次例外，恐怕不仅是因为说话太多那样简单”（235页），究竟如何不简单，亦不得而知。所以想要见识作者“识人”、“明事”的本领，只能另辟蹊径，向注释中去寻。据桑先生言：
叙事背后的把握，必要处以注释方式说明，注不胜注之处，下过材料研究功夫者自然能够体会潜藏的玄机。（绪言，第8-9页）
然而，本书注释并无一定体例，当注不注者极夥，而出注相当随意，多数与正文关系不大，甚至了无关系。仍以《绍英日记》为例，因为径引日记，照抄原文，常常人名字号混用，此处的“陈瑶翁”、“陈公猛”，费点心思，尚猜得到即彼处的陈邦瑞、陈威，而叙及绍英筹借外债应财政之急，引文多有“勾堆之借款”、“勾堆拟自向英国与资本家商议办法”等语（125页），此处“勾堆”，不做疏通，殊不可解。诸如此类，所在多有，而全书征引文献不过五十余种，除去日记，寥寥无几，疑难名词概无解说，材料与史事之“比勘印证”更无从谈起。如此这般于无字句处“潜藏的玄机”，诚非愚钝如我辈所敢领教，而照作者的逻辑，也只能怪自己没下够“材料研究功夫”。除当注不注，又有不必注而注，强作解人。壬子正月初七，绍英求卦不佳，自诫“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应以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倭仁语），为免疚之道”（240页）。按日记手稿，并无“倭仁语”的自注，此系作者添加，而“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增广贤文》里面的话，何时成了倭仁语录？不知桑先生所据何在？
全书基本自说自话，称述先行研究的场合极少，即便偶有道及，概不出名出注，而混称以“有研究显示”（103页）、“或者如有人所说”（287页）、“一些研究者”（210页）。第三章有谓“或引郑孝胥日记语‘民国乃敌国也’，以证明其与民国为敌，且扩而大之指清遗民均与民国为敌，就有进一步细究的必要”（243页）。此处“或引”者，如笔者理解不误，当系林志宏所著《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新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桑先生还原“民国乃敌国也”一语的日记语境，认为“这显然并非汉贼不两立的意思，至少还不到这样的境地。只不过郑孝胥以清朝臣子自居，形式上与民国处于相对地位而已”（244页）。实则细绎林著原文，并未将郑氏理解为清朝死忠，也反对“把遗民的政治认同视作与民国对立而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其“敌国”之谓，仍是从国之“敌体”，即相对视角而言，其说并不误。桑先生又特重民初之“文化遗民”，以为与遗老“形似而实不同”，并举出“研究者不分青红皂白”之一例，“将与清廷有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陈三立视为遗老，便是典型的误判”（230-231页，注1）。此说实有多层可供分解：（一）陈三立和清朝到底有无“杀父之仇”？（二）陈三立是因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吗？（三）即使退一步，杀父之仇成立，那岂不证明陈三立为遗民有政治背景，与“文化”何干？前提即不成立，逻辑又复混乱，“不分青红皂白”者到底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