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意思的是，桑先生虽然不满于“近代以来的史学，尤其是学院化的史学论著，说理的成分日益超越叙事，以至于叙事被说理所凌驾”（绪言，第7页）；但本书注释却极热衷“说理”，好像注释不是“史学论著”的部分似的，而说理一旦厕身其中，就如同政治犯逃进租界，天然有了免责的保障和逍遥的本钱。不说道理则已，一说便是大道理。试观以下一段：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出现了四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虽然内乱外患不断，大体而言，社会还处于稳定状态。其间就又推行了自强运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力。这样的光景，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此期间金银比价变动，银价大跌，使得通行银钱制度的中国社会获得喘息之机，用钱的民众购买力增强，社会经济得以复苏发展。尤其是家庭式手工棉纺织业大范围推广，真正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成为中兴的有力支柱。可惜清政府未能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实现富民强国，等到银价再度上升之际，才迫不得已推行新政宪政。在钱不值钱的情况下，民众还要同时承受赔款、外债、增税等多重压力，不堪重负，加之清政府措置失当，使得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急剧尖锐化，整个社会陷入剧烈动荡之中，统治危机终于爆发。（24页，注1）
先不计较“同光中兴”到底有没有四十年，也不去纠缠男耕女织模式的“真正形成”要迟至十九世纪末期，即货币比价而论，更专业的经济史家能否同意上述判断，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仅据笔者所知，银贵钱贱是道光中期开始的显著趋势，而极贵的银价从咸丰六年前后开始下落，到上世纪初年，总体是银贱钱贵、银价下落，但其中同治后期到光绪初年又有反弹，是银贵趋势。直到十九世纪末，清朝都没有银铸币，流通银基本是来自海外贸易的外国银元，而铜产量也有限，铸钱大部仍依赖进口洋铜。故十九世纪后半期，清朝是无法自主地控制银钱比价的，恐怕也无意识去选择合适时机来推行改革。笔者闻见不广，也没看到清季有从这一角度反思新政者。如果抓住“天赐良机”就能“富民强国”这般直截，那么只能怪晚清以降历代政府笨蛋得可以，否则真难理解给近代中国带来灾难的“银本位制”为何迟迟要到1930年代中才由国民政府废止。更反讽者，统一币制和外汇本位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国民经济崩溃的要因。桑先生三下五除二式地解释银价和政局关系，或算一种“发明”，但太过于简单粗暴，也太过于后见之明，无疑不足以校正其所谓“后设架构与循序渐进的视差”。
作者交代本书的写作意图，“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绪言，第5页）。话说得比较萦绕，而陈义不可谓不高。统观全书，分分钟教做人，而处处卖破绽，仅日记使用来说，凡认字、识人、明事三项都有明显欠缺。这让我想起昔年孙楷第评论一本别人花多年完成的著作时说的话：“以君之自许也如彼，而著书如此，是尤可怪也。”（《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389页）
大凡公认优秀的历史学作品，本不必说教，因为它本身就是足够好的示范，在不动声色之中，作者观念、手眼业已蕴含其中，足供读者和后继者揣摩、效法。一面创作无力，一面口吐真言，所谓“想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体会潜藏的玄机”、“积极寻求突破之道”云云，实无异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朱子说：“不要说得太高妙，无形影。非惟教他人理会不得，自家亦理会不得也。”（《朱子语录·答许顺之书》）我很怕自己的偏见，复求教于友人与豆瓣，反馈倒颇一致，均谓此书“知所云而不知其所欲云，不必当书看，索引而已”、“似乎成书颇仓促，不过足以提供读者许多线索，从而直接读日记原文”。如此想来，若作者能卸去不必要的使命感和作圣心，还札记本来面目，倒得其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