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人日记多为文言，书中大量引日记原文，为文气顺畅起见，叙述时或出以稍近“浅近文言”的语体文，较为合适。本书文白夹杂，文体怪异，可谓不文不白，时文时白。文处嫌“文抄公”做得太彻底，大段摘引原文，还不加引号，间有作者自己的评述文字，也不易分辨出来；白处则极突兀，语气、语调随处切换，有时还带一股子“作文腔”。作者为增强“叙事”感觉，承转启合的过渡段落有不少即兴发挥，从动机讲，当然是为了讲故事的“丰富生动”，但从效果看，却很难说是更生动，还是更生硬。如叙及清末铁路国有政策，以川汉铁路规划不合实际，下面一段简直要引起读者尴尬症发作：
民国以来，宜万铁路几上几下，整个一个世纪之后，在各种高科技和国家大投入的强有力支撑下，极富筑路经验的施工单位百折不挠地坚持，才终于得以全线贯通。在长期的修筑过程中，有时为了打通一条隧道，几年间周而复始的不断塌方令施工者屡屡前功尽弃，使那些能征善战的钢铁硬汉们万分沮丧，好像完全看不见胜利的曙光，几乎陷入令人窒息的绝望境地。（102页）
桑先生尝自用“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一习语，而痛批“坊间或有误会，用作无中生有，意思恰好相反”、“各种媒体、文艺作品乃至学术著作中，望文生义的误用已经极其普遍，知道原典的正解反而凤毛麟角”（27页），直如一堂自问自答、自我表彰的语法课。如记忆不差，这一老梗，桑先生早在十年前就已用过，何以至今乐此不疲？末了意犹未尽，又有评论：“这大概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主张不用典的准则已被废弃，时趋好典雅却底蕴尽失关系匪浅。”（27页，注1）今若不嫌冒昧，将此语移用于作者自身非文非白的表述风格，岂非自况欤？
不过，本书虽以“叙事”自任，但原来定位就是乙部书（封底上架建议：历史 / 晚清民国史），在当下文史之学日益乖离的大趋势下，责之以“文”，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在理应本色当行的领域，作者表现又如何呢？桑先生标榜取径日记来探究“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则日记的文本解读自然是心力灌注所在，据其总结，“以日记为凭借叙事”有三大难处，即“认字”、“识人”、“明事”（绪言，第6-7页），想必是经验之谈。然而，读毕此书，最不惬人心处，亦恰在此。
已经整理标点的日记姑不论，笔者取《绍英日记》的手稿影印刊本，就阅读中的疑点稍加质证，即有不少发现。壬子正月初一日记，“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喜色”（239页），“喜色”为“无已”之误；同年八月初一引黄兴语，“全（合）民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241页），“全（合）民”为“今者”之误。以上认错字，除了不通，对理解文意影响尚不大，而辛亥十月廿三日录绍英五十生辰自寿诗，有“移孝作忠犹二事”句（127页），“犹”应作“非”，一字之差，寓意全反。认错字外，还断错句。辛亥闰六月十二日，记盛宣怀反对虚金本位制，“盛又云：‘拟著作一书，力驳用金之议。吁，尤可怪也。制币局之事，嗣后恐难办到好处，真无可如何也。’”（24页）此处“吁”字后一段，当系绍英本人议论，却移至盛氏名下，实则两人立场根本对立。又，本书第二章引黄尊三日记，有一段说明：
已刊黄尊三日记关于辛亥武昌起事一段的记录，时间与内容均存在很大误差，当为整理出版时出现错误或事后调整所致。由于日本报纸关于这个局势变化的报道相当及时，日记的署期须参照事态的发展略作调整。据10月31日补记，“……不久或将有大事发生”。而事实上，“将有”实为“己有”，从川路风潮到武昌起事，黄尊三可以从每日报纸报道中了解到即时信息。（1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