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非常幸运的。1993年夏天，还从拉萨来了一些官员学者，他们收集整理写本，打算运回西藏。我在图书室里查资料，有时他们进来，我抬头跟他们打招呼，但人人都面无表情，不跟我说话。我觉得奇怪的是：怎么会对一位正在阅读自己民族文字的“白人”毫无兴趣？——在那个“白人”并不多见的年代。如果换作我看到藏族人在读荷兰语的话，我会很好奇，一定会过去问这位与我长得如此不同的东方人为什么会对我的语言文化感兴趣。但是，在民族文化宫里，没人关心我在看什么、为什么看。后来的几个星期，几乎每天都遇到这些看似官员又像学者的人在收集、整理写本。据说，不久后那些梵藏文资料就不再对外公开了。再后来，就听说运回西藏了，存放在西藏博物馆等地，似乎再也没有真正对外开放过。
您的兴趣和关注点主要在写本等文献资料，可以说这是一种“语文学”的研究路数吗？
范德康：我所从事的藏学研究，是通过阅读文本来理解文化，包括各时期的历史差异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差异。在我看来，“语文学”是任何有关文本的研究基础，但我的研究要超越所谓“文本批判”与“文本构建”。当然也有人并不喜欢这种超越。
有很多专著和论文讨论什么是“语文学”，但要描述“语文学”是什么并不容易。可能就这一术语的一般定义来说，我比较赞同这种说法：“语文学”是对文本的研究，通过这种研究来理解文化。
我自认为是“语文学家”，但所作的工作要远多于“语文学”。我对文本的流传历史及其社会影响等等更感兴趣。也就是说，我关注的重点在于：文本是如何流传的、当时的人是如何接受这些文本的、在特定时代场景下重要的文本是如何以及为何对后来产生影响或者没有产生影响的。
“语文学”从根本上讲处理的是“文本批判”，比如有十个不同的版本，研究者需要注明所有的异读，同时给出正确读法的建议，从而制作所谓“精校本”。其实我对这种基础“语文学”不是很感兴趣。这仅仅是基础，必须要远远超越基础，绝不能停留在文本校勘的阶段。有个很好的德语词“Tradierung”，可以用来描述这种对文本的流传与接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学术工作。我对“语文学”的一个分支“阐释学”比较感兴趣。“阐释学”分析特定语词的发展变化，解释其前因后果。
构建一个文本很有趣，而且有其自身的回报。然而，当对文本的意思更加感兴趣时，那就需要进入哲学、思想、历史、文化等领域了。二十世纪初，宗喀巴大师的一位追随者在研究《菩提道次第广论》（Lam rim chen mo）时，收集了不同地区的大约八九种木刻本，通过比对发现各版本之间存在着大量差异，甚至还有不少完全相反的内容。比如有些文本中是“med”（无），但在另一版本中却是“yod”（有）。那么，问题就是宗喀巴大师到底写了什么？哪一个版本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正确的？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显然与对文本的哲学理解直接相关。像《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样广为人知的论著都存在语词与文本问题，其他著述就更不用说了。
具体来说，如何进行这种基于“语文学”又超越“语文学”的研究？
范德康：首先我读各种文本，既有写本也有刻本，同时校勘比对获得的所有文本。然后寻找谁读了这些文本，留存了哪些注释，为什么会有这些注释，谁写了这些注释，写这些注释的人是如何理解的……所以，不仅读一个文本，而是读所有相关的文献；不仅阅读正文，还要仔细阅读前言和后记，以及相关人物的自传与传记。总之，就是各种有关联的材料都要读。这样就会得到非常深广的图像。在藏学领域，有许多自传、他传、寺院史志等等，围绕某一特定文本可以发展出一段独特的“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