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来，徽州盐商在中国东南各地极为活跃。对此，胡适先生在自叙家世时曾指出：
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你一定听过许多讽刺“徽州盐商”的故事罢！所以我特地举出盐商来说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在东南一带，徽州盐商在两淮和两浙的活动最为引人瞩目，尤其是清代扬州等地的盐商，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在明清盐政制度的数度变化过程中，徽商的实力呈日益增长之势。盛清盐务全盛时期，在扬州的徽州和山西盐商大约有一百数十家，“蓄资以七、八千万计”。其中，尤其是徽商的财力更是如日中天。清代前期，在两淮的八大盐务总商中，徽州府歙县人通常总占到四名左右，各姓前仆后继。据新近发现的徽州文书抄本《杂辑》记载：
吾徽六邑山多田少，人民大半皆出外经商。吾歙邑有清两淮盐商为我独揽，棠樾鲍氏家资多至三千余万，外此八大商皆拥厚资，不下千万。
《杂辑》是有关歙县茶商方氏家族的珍稀文献，此一记载见于书中的“新安大好山水”条。从中可见，歙县棠樾鲍氏家族的资本规模竟高达三千余万，其他的盐务总商，资本也多达千万。由此看来，棠樾鲍氏应当是乾嘉时代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程桓生出身于盐商世家，其家族经营两淮盐业可以上溯至十六世纪中叶的明代。及至清代前期，曾祖程名璨、祖父程训寿，两世皆娶棠樾鮑氏为妻，是扬州盐务“首总”鲍志道、鲍漱芳父子的内兄弟。鲍氏父子也就出自歙县棠樾，与程桓生的老家槐塘，同属于歙县西乡的二十二都，无论是从地缘上还是血缘上，两个家族的关系都相当密切。另外，八大盐务总商中的岑山渡程氏，始迁自歙县槐塘，而槐塘也正是程希辕、程桓生的桑梓故里。这些都说明，程桓生家族与盛清时代的盐务总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盛清时代的两淮八大盐务总商，也并不是所有的家族都在太平天国之后完全衰落。例如，其中的歙县上丰宋氏盐商，从其迄今保留下来的大批文书来看，在晚清时期仍然相当活跃。与槐塘程氏家族相似，虽然在嘉庆、道光年间该家族曾一度中衰，但他们同样是在太平天国战事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重操旧业，从而在战后的两淮盐业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盐、典、木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咸同兵燹之后，至少盐业和木业规章制度的重新确立，与徽商的影响密切相关。迄至今日，在徽州当地，一些徽商家族的珍贵文书不断被发现。这些资料，对清代盐政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盛清时代两淮盐业的认识，而且对晚清盐政史的诸多环节，则更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从程希辕与曾国藩的交往，以及他在咸同兵燹后期从事盐业经营的活动，再从程桓生在同、光年间长期主持两淮盐政，在在皆可看出徽商对晚清两淮盐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揆诸史实，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改定票章，聚散为整，规定凡行鄂、湘、赣三岸者，必须以五百引起票；行盐皖岸的，须以一百二十引起票。并在各岸设立督销局，制定了“保价”、“整轮”等方针，也就是盐价不准随意涨落，也不准争先销卖。于是承办票运者，尽属大贾；小本商贩，无力领运，票法精神渐失。新章开办以来，淮南运商、场商“获利较厚”。事实上，面对十九世纪中叶的重大变局，曾国藩为了筹措稳定而充足的军饷，需要尽快恢复淮盐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淮盐管理体制以及招商认运，对包括徽州盐商在内的巨商富贾之倚赖亦在所难免，这也正是晚清盐政制度中“寓纲于票”核心思想形成的原因所在。
最后，应当强调的一点是，对明清时代制度史的研究，除了详究细探各类规章制度之外，对活跃其间的各色人物之关注更不可或缺。唯有如此，方能较为全面地考察制度的变迁与社会关系之嬗变。从程希辕、程朴生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徽州盐商（如方性存）之生平事迹来看，这些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甚至颇有“儒商”风度。从中可见，晚清时期，徽商对两淮盐政的影响仍然相当重要，这一点，与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基本上退出两淮盐务的通常认识大相径庭。不过，清代前期与后期的情况仍然有着重要的差别——与晚清相比，盛清时代的盐商一方面督促子弟经由科举考试步入宦途，从而自立为官商，另一方面则更是通过各种方式与官员交结，通过捐输、报效等效忠皇室，从而获得垄断特权。及至太平天国之后，除了盐务经营格局的变化（其中的一个表现是湘军势力的膨胀）之外，具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直接出任盐务官员似成常态，权力与资本勾肩搭背的现象更为肆无忌惮。此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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