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阅读阿德尔海特·梅塔（Adelheid Mette）教授优美的德语，费力地领会意思，并且用汉语写出来时，与之十五年来的交往又历历在目。
我孤身一人，带着对佛教的热情，以自费生的身份前往慕尼黑大学印度伊朗学系求学时，以为自己就得学习与佛教有关的知识，佛教之外的，不用去浪费时间。就这样，头几个学期，我只选佛教类的课程，此外就不闻不问了。
每学期开学，系里都有一次课程介绍会。每位任课老师都会简单地介绍一下该学期所开设的课程。最后轮到的总是一位用发卡将白发挽起、皮包不离身的、和蔼的老太太，她的课程在课表中所排的时间、地点总是最不起眼，她的姓Mette也是所有任课老师里面字母最少的，她语速缓慢的介绍总是带有俗语（Prakrit）和耆那教（Jainismus）这两个关键词，因此，我总以为与自己的兴趣无关。有一个学期她开设了那位佛教法王——阿育王碑铭的课程，使我第一次产生了兴趣，并向她询问，自己的水平是否适应课程的难度。她便礼貌而和气地欢迎我来尝试一下她的课程。
不过，意想不到的是，她的课程难度很高。由于畏惧理论阐述，我不喜欢上研讨课（Seminar），偏爱那种轮到自己只需吐一句译文的阅读课（Lektüreübung）。其他老师的课程，一般只需盯着一份文献预习就可以；但梅塔教授的课程，仅一手文献就会交互阅读很多种。比如，这门阿育王碑铭课，其实是一门俗语文献课。她不仅要我们比较Bloch与Woolner两人解读的优劣，还给我们看碑铭拓片的复印件，让我们根据字母表自行录文。对一个才进入印度学学习一年的学生来说，这是极为沉重的负担。此外，她还通过铭文来证明阿育王并非佛教徒眼中的法王，而是一个什么宗教都不得罪的政治人物。起初，我有些不能接受，但逐渐理解了什么才是科学的学术研究。
这个学期结束，我觉得自己跟不上课程节奏，但见到接下来的学期梅塔教授又开了俗语入门，便决心再跟她学一学期。实际上，和很多老一辈的德国教授授课一样，所谓“入门”，就是第一节课三言两语概述一下词法与语法，便迫不及待地转入文本阅读。当然，文本会解读得很细致，常常一个学期也读不完一篇。这门课连我在内就三名学生参与，我是表现最难堪的，因为词汇表经常给出梵语对应，我的梵语词汇量又很小，还得另查梵语词典，事倍功半。不过总算坚持了下来，并且感到了乐趣。从此，我在留学期间就再也没有落下过梅塔教授的任何一堂课。
1934年，梅塔教授出生在东德的Belgard a. d. Persante，二战后迁往西德，后求学于汉堡大学。她原先读的是古典学，195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题为《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伊奥利亚格律》（Die aiolischen Versmae in den Dramen des Euripides）。梅塔教授的先生Hans Joachim Mette（1906-1986）是汉堡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古典学巨匠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的关门弟子之一。
此后，梅塔教授转投印度俗语和耆那教专家Walther Schubring（1881-1969）门下，1972年，她在印度学专业完成了教授资格考试的论文《乞食——〈瀑流（总合）训释〉中有关耆那教僧人乞食章节的译注》（Pind`esana. Das Kapitel der Oha-nijjutti über den Bettelgang der Jaina-Mnche 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后于1974年在Wiesbaden出版）。在西方，印度学相对于古典学来说，算是小众，俗语研究又是印度学里面的小众研究方向。当然，当代印度学里的主流——佛教研究，她也涉猎，1997年她出版了有关观音崇拜的《吉尔吉特的〈庄严宝王经〉残片》（Die Gilgitfragmente des Kāra■■avyūha， Swisttal-Odendor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