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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思误书(1)

2016-12-18 12:31:30      参与评论()人

经过亲身实践,并借鉴前人经验,陈垣在《元典章校勘释例》(《励耘书屋丛刻》本)中总结出对校、本校、他校等通例,被很多人奉为圭臬。不过在整理古籍时,仅仅借助这些方法来比勘异同尚属易事,要再进一步判定是非则谈何容易。姑且不论经史诸子类文献,即便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有时虽仅一字之别,也要反复斟酌,再三推敲,甚至旷日持久,左右为难。就拿元杂剧中最负盛名的王实甫《西厢记》来说,明清两代先后出现过几十种刊本、钞本,存在不少文字歧异,有些地方便难以遽下断语。例如第一本最后“题目正名”的首句“老夫人闲春院”,别本或作“老夫人闭春院”,或作“老夫人开(開)春院”。三种异文的背后,都各有一批来头不小的版本作为奥援,不是善本佳椠,就是名家评注,因而彼此争胜,互不相下。清初毛奇龄在《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中就力主“闭”字为是,并批评说:“‘闭’即‘门掩重关’之意,虽出游犹闭也。俗子倡为不游寺之说,必谓院开而莺见,遂易‘闭’为‘开’。”不难想见,如此聚讼纷纭的局面,势必令不少学者在取舍之际颇费踟蹰。

早年受业于词曲大师吴梅的王季思,尝试以经史考证之法来研究《西厢记》。他校注的《西厢五剧注》在1944年由浙江龙吟书屋出版,《自序》中提到:“明清以来,评注《西厢》五剧,举其著者,有徐文长、徐士范、王伯良、凌濛初、闵遇五、金圣叹、毛西河诸家;而以圣叹外书流传为最广。”不过在他看来,前人评注往往失于穿凿附会,并不能使人餍足。他由此发愿重作董理,在文本校订方面,“原文迻录暖红室刻本,别据王伯良注本、《六十种传奇》本,及《雍熙乐府》所录曲文为补正”。第一本“题目正名”中的那一句,被校定为“老夫人闲春院”。然而撰著期间战事正酣,他在颠沛流离中“箧书尽丧”,“无可取证”,取以校勘的版本并不多。时隔四年,上海开明书店又出版了他的《集评校注西厢记》,在参校本中新增毛奇龄评本,注释部分也多有损益;此后他毫不懈怠,精益求精,相继在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过《西厢记》校注本,每一版甚至每一次重印都会有程度不同的增删补苴,而参考过的版本也陆续增加了新发现的弘治本、张深之本、刘龙田本数种。不过最初勘定的“老夫人闲春院”并无变化,只是没有任何校勘说明,无从知晓其择取标准,兴许是认为“闲”字明显优长而毋庸饶舌,抑或是觉得此类琐屑饾饤对读者而言并无裨益吧。

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在1954年出版了吴晓铃校注的《西厢记》。吴氏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受胡适、郑振铎等人的影响,在俗文学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据他在《前言》中所述,“《西厢记》杂剧的版本流传得非常多,在今天我们还能够见得到的就在四十种以上”,“这个本子大体上是拿凌初成和王伯良的本子做底本,再用其他的九种本子对校,遇到文字上的歧异就参考北京岳氏本和《雍熙乐府》来抉择”,对底本及参校本做过精心的选择。尽管注释的细致缜密不及王氏校注本,但简洁明瞭,要言不烦,倒是非常符合他“想初步地搞出一个比较接近于旧本(不是原本)而又适合于一般阅读欣赏的本子”的初衷。大概为了避免“繁琐考证”之讥,吴氏也没有罗列各本异同,写成详细的校勘记。他将此句校定为“老夫人閒春院”——“閒”、“闲”相通,当是付梓时手民误植所致——可见利用的版本虽与王季思不尽相同,最后的结论却是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