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亲身实践，并借鉴前人经验，陈垣在《元典章校勘释例》（《励耘书屋丛刻》本）中总结出对校、本校、他校等通例，被很多人奉为圭臬。不过在整理古籍时，仅仅借助这些方法来比勘异同尚属易事，要再进一步判定是非则谈何容易。姑且不论经史诸子类文献，即便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有时虽仅一字之别，也要反复斟酌，再三推敲，甚至旷日持久，左右为难。就拿元杂剧中最负盛名的王实甫《西厢记》来说，明清两代先后出现过几十种刊本、钞本，存在不少文字歧异，有些地方便难以遽下断语。例如第一本最后“题目正名”的首句“老夫人闲春院”，别本或作“老夫人闭春院”，或作“老夫人开（開）春院”。三种异文的背后，都各有一批来头不小的版本作为奥援，不是善本佳椠，就是名家评注，因而彼此争胜，互不相下。清初毛奇龄在《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中就力主“闭”字为是，并批评说：“‘闭’即‘门掩重关’之意，虽出游犹闭也。俗子倡为不游寺之说，必谓院开而莺见，遂易‘闭’为‘开’。”不难想见，如此聚讼纷纭的局面，势必令不少学者在取舍之际颇费踟蹰。
早年受业于词曲大师吴梅的王季思，尝试以经史考证之法来研究《西厢记》。他校注的《西厢五剧注》在1944年由浙江龙吟书屋出版，《自序》中提到：“明清以来，评注《西厢》五剧，举其著者，有徐文长、徐士范、王伯良、凌濛初、闵遇五、金圣叹、毛西河诸家；而以圣叹外书流传为最广。”不过在他看来，前人评注往往失于穿凿附会，并不能使人餍足。他由此发愿重作董理，在文本校订方面，“原文迻录暖红室刻本，别据王伯良注本、《六十种传奇》本，及《雍熙乐府》所录曲文为补正”。第一本“题目正名”中的那一句，被校定为“老夫人闲春院”。然而撰著期间战事正酣，他在颠沛流离中“箧书尽丧”，“无可取证”，取以校勘的版本并不多。时隔四年，上海开明书店又出版了他的《集评校注西厢记》，在参校本中新增毛奇龄评本，注释部分也多有损益；此后他毫不懈怠，精益求精，相继在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过《西厢记》校注本，每一版甚至每一次重印都会有程度不同的增删补苴，而参考过的版本也陆续增加了新发现的弘治本、张深之本、刘龙田本数种。不过最初勘定的“老夫人闲春院”并无变化，只是没有任何校勘说明，无从知晓其择取标准，兴许是认为“闲”字明显优长而毋庸饶舌，抑或是觉得此类琐屑饾饤对读者而言并无裨益吧。
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在1954年出版了吴晓铃校注的《西厢记》。吴氏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受胡适、郑振铎等人的影响，在俗文学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据他在《前言》中所述，“《西厢记》杂剧的版本流传得非常多，在今天我们还能够见得到的就在四十种以上”，“这个本子大体上是拿凌初成和王伯良的本子做底本，再用其他的九种本子对校，遇到文字上的歧异就参考北京岳氏本和《雍熙乐府》来抉择”，对底本及参校本做过精心的选择。尽管注释的细致缜密不及王氏校注本，但简洁明瞭，要言不烦，倒是非常符合他“想初步地搞出一个比较接近于旧本（不是原本）而又适合于一般阅读欣赏的本子”的初衷。大概为了避免“繁琐考证”之讥，吴氏也没有罗列各本异同，写成详细的校勘记。他将此句校定为“老夫人閒春院”——“閒”、“闲”相通，当是付梓时手民误植所致——可见利用的版本虽与王季思不尽相同，最后的结论却是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