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高宣扬认为这个距离是表面的，“存在主义本身的口号是强调个人存在的创造性、自我创造性，创造的同时有责任来改变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精神还是继续延续下来的，而且越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时代、网络化的时代，越是要显示出个人责任的重要性。”
同时，高宣扬也提到，存在主义从20世纪中叶以后慢慢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说明它的成果不是已经过去了，相反，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去了。”
年近八旬，他依然在思考哲学、书写哲学
对于今天的中国学人和普通读者来说，那个大师辈出、星光璀璨的时代已经远去。而高宣扬或许是少数和中外大师有过深入交往的学人。对此，在场的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徐卫翔教授由衷地表达了他的羡慕。高宣扬笑笑说，这是时代给他的礼物。
1957年，高宣扬进入北大哲学系时，是北大哲学系大师云集的时代。由于特殊原因，来自全国的哲学教授都调入北大哲学系，当时的北大哲学系集中了35名教授。
这么多年过去，高宣扬依然清晰记得当年在北大课堂听课的场景。他说：“他们讲话的口气、他们对我们的教导，每一段话、每一个概念的解释都是牢牢记在心里。我能够顺利地在1979年以后出国，都是他们在我心里面种下了种子。”
而说到在法国的三十多年，他除了感恩还是感恩，“三十多年里能和那么多大师交流，我要感恩的人太多了。”
法国老师对他的意义，除了学养之外，更独特的地方在于，将激情注入到写作和思考中，这是法国思想家如福柯等人的治学行文的重要特点。“他们教我怎么思考，教我怎么表达语言，教我怎么把情感渗透到文字上面去。情感没有情是死的，生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生命是有感情的。思考也好，写作也好，有一种激情在里面，这样的创作和写作是活的。”
尽管已年近八旬，高宣扬依然没有停止在哲学王国里的流浪，“我还没有感觉累，脑子里东西特别多，多到感觉很紧张，每一分钟都很紧张，因为要写的东西太多了，要想的东西太多了，要讲的话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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