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严重的是，剧末男女主人公的悲剧结局过多依赖误会和巧合（传统戏剧理论均认为误会和巧合只能用在喜剧） ，也使得爱情悲剧所应激起的同情和怜悯遭到破坏。本来这部莎剧结局处理方法在西方就产生了许多争议，难以归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列，昆剧改编在男女主人公相继死亡表现中缺乏必要的延宕，使得误会和巧合更加戏剧化，观众们当场哄笑充分证明了这样别扭的戏剧效果。
《醉心花》
今天看来，以中国古代艺术形式改编西方古典名著的努力尤其需慎重，否则会得不偿失。当然，剧作者罗周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她在谈及创作《醉心花》剧本时说过：“这是尝试进行中西文化之‘对话’ 。在我看来，‘对话’里更有价值的，不是‘相似’ ，而是‘差异’ 。 ”“换言之，我试图做的，并非证明‘昆曲’也可演出西方经典戏剧，而是想展示给受众：同一块材料，当它进入中国传统戏曲领域，被以东方的、中国的古典戏曲样式加以演绎时，会显现出怎样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审美面貌及美学品格。 ”问题在于中西两大民族文化之差异是明摆着的，无须求证。他们之间能否相通、融合，才是艺术对话之根本目的。
综上所述，创新和坚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应当肯定，上述三剧两方面成就对当代昆曲界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均不容低估。上个世纪30年代，以梅兰芳为代表的老一辈戏曲表演艺术家先后出国访问演出，足迹遍布欧美大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然而，那时的访问，基本上带着现成的剧目出去，演出的内容和形式并未有根本性的创新，更未提升到中西戏剧文化对话的高度，而今天的情况则有根本性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伴随着脚步迈出国门的是观念和创意。
换句话说，演员迈出国门只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容和形式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创新，而且这种创新又是以对昆曲艺术规律的坚守为其原则。谁都知道，任何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其前提和基础的。
同样借用梅兰芳的话说，“移步”而不能“换形” 。正因为有了对昆曲艺术本质的坚守，才会使得所有的创新都能抓住观众，才能真正有利于昆曲的发展。但也要注意，任何艺术创新，对于不同民族艺术之间的跨界探索必须慎之又慎，要尊重前人理论成果和观众的反映，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
目前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欲使观众在欣赏昆曲的同时思考深奥的社会观念乃至哲学问题，这就注定非精英知识分子不能为，“小众化”被推向了极致，进入了真正的象牙塔。有人说，让哲学回归戏剧。这实际上赋予了昆剧所不能承担也不应承担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