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版《西游记》最早在1982年试拍，到1988年拍完二十五集。编导者对原著的理解，必然受当时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西游记》的研究者梅新林和崔小敬概括道：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我国文学界对《西游记》的阐释，多数集中于它的政治意义，以及它如何反映了现实矛盾和社会文化冲突。直到八十年代以后，《西游记》研究才出现“向哲理与宗教回归的双重趋向……它是明清《西游记》主题研究的发展，也是对五六十年代以来社会性主题充斥学界的反拨”。
实际上，这一逐渐复兴的宗教哲理研究新趋势，对1986版《西游记》的影响微乎其微。后者所遵循的，仍然还是京剧传统剧目《安天会》在五十年代被改编为《闹天宫》时的主导阐释倾向。
以1986版对第七、八回的改编为例，它主要是通过画面叙事手段的重新组合，以及语言风格的调整，来强调人民英雄孙悟空与最高统治集团的权力悬殊，从而突出他的战斗性和不屈精神；并通过主人公的挫败，让接受过阶级理论轮番洗礼的普罗大众产生共情，从而唤醒他们集体无意识里的被压迫感、焦虑感和难言的悲情。这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只不过，它并不是原著要表现的主流伦理价值。小说里的猴子刚被镇压时，众雷神与阿傩、迦叶就齐声谴责他“欺天罔上”、“恶贯满盈”。如果说这还只是角色人物的偏见，在第七回的收篇诗里，叙述者明确批评他“恶贯满盈身受困”，就只差说出“活该”二字了。
尊重，还是不尊重原著，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
有人怀疑章金莱老师是否好好读过原著，但我在仔细查阅了《六小龄童品西游》（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以后发现：他对原著的背景资料调查还是很细致的，只不过侧重点仍还是政治寓意和社会思想，以及个体价值与制度、传统之间的深刻矛盾。
虽然他也承认原著“非常明显地反映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内容”，但认为宗教并非原作的主旨。“斩妖除魔成为书中的突出内容，取经的目的在整个艺术描写中退居到次要地位，甚至仅仅具有象征意义。”
从角色意义上看，他强调原著以孙悟空为典型代表，反映出“诉求独立个体价值的人在面对社会和世界中的精神、思想和社会的问题”。
“如果制度不能实现正义，那么，他自己就是实现正义的力量；如果制度以‘上天’的名义支配世界，但既存的上天观念本身却并不正义，那他就敢‘大闹天宫’。同样的原因下，他也敢挑战佛祖。”
我认为，这些话不仅是章老师对单个角色和原著文本的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能代表1986版电视剧对原著整体意义的理解。尤其是最后一段话，特别能够诠释广大电视观众对“猴年春晚不邀请六小龄童”这一传闻产生激烈反应的原因。
不可否认，原著里确实存在现实政治与社会冲突的层面。然而，单纯政治化、社会化的解读，并不足以囊括原著的全部核心意义。它实际上把原文里蕴含的复杂内容变得异常单薄，同时无法有效解释所有的文本细节，并有机贯穿到整体理解的框架之内。
尤其是，原文里俯拾皆是的宗教寓意内容。
细读原著文本，不难发现第七、八回里有一个出镜率相当高的意象词汇，那就是“心”。
第七回开篇诗的第一句就说“为人切莫欺心”，继而评点悟空“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规箴”；悟空踢倒丹炉、大闹天宫，赞诗说他是“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叙述者在描写悟空与王灵官的打斗场景时，称他“欺心要夺斗牛宫”；悟空挑战如来佛时，自称：“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如来则冷笑着说：“你这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