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罗曼蒂克消亡史》海报。(本报资料图片)
刘大先
正在上映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是一部特别的影片。它有浓烈的作者电影气质，也有鲜明的商业电影面相，无论哪个角度，都为观者提供了多元的阐释空间。影片上映近一周，引发了业界和影迷的热烈讨论，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该片的票房成绩并不亮眼，我们仍然认为它是一部值得认真探讨的电影。个人风格与大众接受如何平衡?当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被贴上了各种标签，人物的立体感被抽离，今天的影像作品又该如何对其进行回望与呈现?———编者的话
程耳是一个有天赋的导演，这一点，他刚出道时候的《犯罪分子》就证明了；到《边境风云》，已经有了风格化的自觉。但最近上映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却走得过火，显得有些装腔作势。旧上海在影片中呈现出“老克腊”式的审美趣味，这种怀旧美学风格在侯孝贤的《海上花》里似曾相识，到近期的谍战电影中则比比皆是：衣冠楚楚的黑帮，不动声色的暴力，一尘不染的场景，光洁有腔调的人物。它们迎合的是有关那段历史的大众想象，确实使得整个故事成了一种打磨过的、漂浮着的“罗曼蒂克”。
电影的起点时间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夜。里面的人物很容易被索隐式地进行解读，比如“戴先生”与戴笠、“吴小姐”和胡蝶、“陆先生”与杜月笙……之间的虚实对应。“罗曼蒂克的消亡”因而坐实了怀旧的对象和年代，这从观念上来说实在是相当腐朽陈旧的———我原本以为他会进行浪漫主义的反讽。导演这么设置应该是出于对观众口味的猜测，是在前期市场调研中对目标受众趣味的判断，因为影片中有自我嘲讽(比如对于艺术片的挖苦)———他应该是个聪明人，也许聪明过头了。
无论是英文片名TheWastedTimes，还是叙事结构上线性时间线索的打乱和重组，《罗曼蒂克消亡史》都显示出对时间的敏感。这难免不让人想起王家卫，但程耳试图通过时间轴的调整超越王家卫。这是个冒险，最终使影片变得华而不实。因为我们看到时间线的重构并没有提供叙事功能———它仅仅是调整了时间前后讲述的次序，但改变次序似乎并没有改变故事。如果说形式即内容，那么这里的形式还就仅仅是形式。
如果对照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记忆碎片》中时间线的打碎与拼贴，就能看得更明显。诺兰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时间的错乱与主人公的寻找身份、建立认同是同构的，形式进入到角色的塑造之中。但是《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时间形式到最后也没有增进人物的复杂或性格的深度，甚至都没有制造基本的悬念之类的要素———它只是在添乱，在迷惑观众。这就像薛神医啪啪啪打了一通，你以为那是陈家洛的百花错拳，其实只是胡抡的王八拳，这种拳除了唬人，没有杀伤力，还不如萧峰老老实实打一套太祖长拳。
时间轴的重构，我猜想其动机是要将“罗曼司”式的艺术探索加入到传奇故事、类型电影中的尝试。我这里要解释一下我所谓的罗曼司。作家兼批评家戴维·洛奇曾经通过虚构的人物安吉丽卡来区分罗曼司与史诗、悲剧这些文类的不同：史诗、悲剧那些“古典文类”在叙述中不断挑拨好奇心和欲望，同时又延宕着对好奇与欲望的满足，蓄积着的张力围绕着未知与认知展开，最终随着谜底的解开、美德的奖赏、罪恶的惩罚、行动的完成而得到释放，高潮一旦来临，也就意味着终结。而罗曼司是一种连续性的、无始无终的叙事，叙述的结构一张一合，无休无止，总是试图制造连续性的高潮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