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族主义无声泛滥的背景之下，仅仅靠正心诚意不足以使自己不沦为种族主义者，也不足以有效抗拒种族不平等。本文远不能探讨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有效对抗种族主义的方式方法，但我想回到大学校园，仅就在精英教育中如何改善少数族裔处境，尤其针对目前对立双方的分歧意见略作初步辨析。
首先，我认为尊重少数族裔与保护言论自由是同等重要的不同价值。撇开不论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否过了头（在欧洲多国会遭查禁的仇恨言论在美国往往属于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保护的范围），耶鲁大学跨文化事务委员会通过电邮从道德上提醒同学们尽量避免会对少数族裔造成伤害的万圣节着装，丝毫不与保护言论自由相冲突。因为道德上的自我审查或他人提醒完全不同于由某种威慑手段支持的行政审查监控：后者威胁言论自由，而前者却无害于言论自由，而且它本身诉诸人的良心自由。所以，Erika Christakis指责跨文化事务委员会限制学生言论自由是站不住脚的。
但从保护言论自由的角度而言，学生们要求学校辞去Christakis夫妇的院长、副院长职务却是不恰当的，这意味着让Christakis夫妇因言获罪（虽然不是法律惩戒）。要改善少数族裔在校园中的局促处境，重要的绝不是对Christakis夫妇（或有类同言行的其他人）进行行政处罚，而是广泛的、对种族不平等的认知、同情和积极改善。这只有诉诸所有人的良心自由、言论自由，通过不断的交流、磨合，给出确凿事实、有力论证方能达成。
第二，从实际政策上讲，我认为在高校师生间推行尊重多元文化、尊重不同种族身份的强制培训，比如告诉师生不要默认食堂里的黑人女性是服务员，不要默认亚裔都是中国人（很多日本和韩国留学生抱怨，走在路上，别人常对他们说“Ni Hao!”），很可能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加重对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建构他们的弱者身份。而且被迫学习容易造成心理抵触，加剧对少数族裔的边缘化。
一种真正有效的教育是，每一位少数族裔成员都成为教育者，在日常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导人们如何恰当地对待自己。当有人把我们黑人女生当作食堂服务员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对方：“我不是服务员，我是耶鲁学生”，还要告诉他：“请注意，校园里有很多黑人女生不是服务员，而是耶鲁学生。”当有人对我们国际学生笨拙的英语表现出不耐烦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对方：“我的英语的确不流利，请耐心让我尝试把自己精细的论证讲明白”，还要告诉他：“对于母语非英语的留学生们，我们面临独特的语言障碍，我们需要耐心、鼓励才能自由舒展。”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带有少数族裔身份的人，让我们自己作为尊重多元文化培训的教师、教材，把我们的梦想、精进、困难不卑不亢、掷地有声地传递出去。
第三，如果少数族裔在师生中的比例始终徘徊不前，即便每一位少数族裔者都自觉地成为多元文化的教师、教材，也难以消除主流群体对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单薄理解。而且平等的教育机会本身是改善少数族裔在整个社会中的局促处境的重要杠杆。这意味着，当下在少数族裔已严重缺乏各种社会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的背景下，取缔高等教育中的平权政策（即在大学录取时，将申请者的种族身份作为众多因素之一加以考量，平衡择优录取和各种族成员实质机会平等两项原则），片面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将会是对平等理念的背叛。
在最近这次高院就平权政策存废的辩论中，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质疑种族多元化在学术领域中的价值，问道：“一个少数族裔学生能为一门物理课带来什么独特的视角？”这种发问背后的逻辑，恰恰是将教育和求知者工具化——求知者的价值取决于她能为学科发展带来什么独特的贡献——从而看不见平权政策真正回应的，是人作为求知者、自己的命运缔造者的平等权利。坚持平权政策，不是说平权无限优先，也不是目前的平权政策没有弊端和改善空间，而仅仅是陈述这样一个恒久的真理：教育不仅仅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手段；求知、治学，并以此改变个人命运、推动社会正义，是人之为人的普遍权利，因此也是教育事业给个人和社会最深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