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特别的客套也并不是在中国到处都会碰到。举个例子来说，越是关系亲密的人，越不讲究形式，因而也可以“不客套地”与之进行交往。同时，那些在公共汽车站或在火车站不怎么修边幅的乘客所表现出的交往方式，几乎让人看不到客套行为的痕迹——至少按照德国的观念来说，这使那些想在中国寻找尽人皆知的客套行为的旅行者惊愕不已。这里有两个背景，一方面，客套在中国是一种现象，其首先按照正式的关系确定其行为（特别是在主人与客人之间）。如果我与某人没有任何关系，那我也没必要自我谦卑以及恭维对方。另一方面，是在公共领域面对汹涌人潮所带来的巨大人口压力，特别是在公共交通方面，尽管中国已实现现代化，但仍处在瓶颈阶段，而这也导致了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中国式面子：靠羞耻感进行社会调解与约束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顾全面子，这本来属于滑稽剧的老一套（“自始至终只是微笑……”），人们在最大程度上将其与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甚至“面子”作为一种跨文化的借用语，被西方当地记者们发展为一种保留节目。
人们偶尔阅读到这个或那个德国政客“丢了面子”，或者劳资双方必须在谈判破裂之后为“顾全面子”而达成妥协。尽管如此，人们大多还是对这一独特的中国背景文化无法理解。西方人通常将这种顾面子的嗜好与诸如不情愿、过失或罪责等负面因素联系起来，从既定的欧洲视角来看，还不如说是一种后基督教时代的“原罪”。
然而，中国人通常并不按照基督模式——罪过、赎罪、惩罚与宽恕——来进行自我约束，起码这是一种有悖传统的思想。（然而在毛泽东时期，类似的模式还是找到了可应用于实践的途径，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谓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的调解与约束手段更多是靠羞耻感，这不同于经常性的个人原罪，而是具有一定的公开性，而人们向来在外人面前感到害羞。这大致上可以说，中国人努力避免任何麻烦，因为这将意味着颜面扫地。
人们可以将“面子”确切地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中文里称为“脸”的，是为了维护道德与社会和谐。人们应该避免在任何情况下丢脸，因为那样就会导致出洋相并会公开感到羞愧。与此相反，被称为“面子”的，确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荣誉及威信：人们可以挣足它（就像社会信贷），但也可能会失去它。
讲面子的基本思想给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带来一个中心问题：人们怎样看待我以及我应该怎样表现？尽管这种忧虑我们也并不陌生，然而较之于“真实的”我行我素，讲面子在西方属于一种低标准的伦理，别人愿意怎么看无所谓。中国人追求维护社会和谐的独特倾向构建起这种好面子的特殊文化背景。纠纷理应可以避免，在无法统一时，人们长时间且客气地与他人交谈，直到找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而且参与者谁也不必有明显损失。明恩溥将这种面子与戏剧进行比较：所有人都知道，那不过是一场戏剧，但其外在形式还是必须要有所顾及；此外，人们在观看戏剧时应该尽可能不看舞台背景后面，否则，那将不仅会破坏想象，而且会使人对戏剧失去兴趣。
当然，若从总体上予以谨慎地评价，人们还是可以说，较之于西方国家，在中国——请留意——人们更愿意与人和善相处。个人喜好势必受到个人感觉与情绪等影响，如果露出紧张等情绪则是失面子的事。一方面，即使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大多也会在表面上相安无事。人们经常在陷于窘迫的情况下微笑处之：情况越是糟糕，越需要通过笑声来予以缓解。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讳莫如深”，在任何生活情景下的中国式微笑。另一方面，为顾全面子，他们对自己的明显错误也不会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