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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编辑办公室设在当时的大连东公园町70号，麾下有一群专业摄影师。他们以情报人员的素养和“一生悬命”的拍摄意志，对中国全境进行研究，足迹遍布中国大小城镇。岛崎役治是该社的头号人物。他不仅把镜头对准中国的海港码头、市内交通、名胜古迹，甚至对一些树木、河流、煤炭都极有兴趣。他的身影总是如同鬼魅，能“神出鬼没地躲过‘反满抗日’武装的枪口，绕过‘马贼的巢穴’，逃过虎狼的‘觅食’，带着一副像黑人般的面孔，平安无事地完成拍照任务……”还有一位叫做樱井幸三的摄影师，他与东京帝国大学的学者一起，参加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队，进行实地考察。1926年，严寒，温度降到了零下四十度。樱井幸三在这个冬天穿梭在吉林、敦化等地人迹罕至的山林中，拍下了大量照片。拍摄的途中，生命安全常受威胁，他不以为意，甚至更加痴迷。两年后的冬天，樱井幸三病逝。亚细亚大观社还会向学校免费寄送照片。在昭和四年（1929年）的新年献词中，他们无不自豪地说起，“盛况空前，每天有数千人参观，近来，在日本内地‘中国兴趣’的流行已很客观，很多人都在努力了解中国，这已成为很可喜的事。”爱好生物学的日本裕仁天皇，当年就像看动植物标本一样反复阅读这些照片。或许在这位天皇眼里，中国就像标本一一呈现在了这些照片上。上个世纪20年代，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其《日本论》里曾提到，“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中国’这个题目上，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到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