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卡斯特罗政权在世界视野中呈现了一个迅速变化的过程。如上所说，革命胜利初期卡斯特罗并没有公开表示倾向社会主义，在一次访谈中他还说，古巴革命的颜色就是我们军装的颜色——橄榄绿。然而很快格瓦拉在接受访谈时就暗示，古巴革命是一个西瓜，绿皮红瓤（皮埃尔·卡尔丰《切·格瓦拉：一个世纪的传奇》，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年，262页）。而古巴革命政府此后坚定地推行一系列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措施，使其革命性质日趋明朗，这改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开始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古巴。1960年9月2日在古巴政府一次百万人大会上，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将同台湾当局断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大会上，卡斯特罗逐条批驳美洲国家组织通过的反古巴的《圣约瑟宣言》的内容，在驳斥其中对苏联和中国支持古巴的诬蔑的时候，他猛然大声对广场上的人们说：“古巴政府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愿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百万双手同时举起，并高声呼喊着“同意”。根据首任新华社古巴分社社长曾涛的回忆。见《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85－86页）。此后在吉隆滩事件和导弹危机中，中国以发表抗议声明、组织上百万人的群众集会等方式声援古巴（本来是准备声援古巴抗议美国入侵，但是集会还没有举行就得到消息古巴已经胜利，于是周恩来告诉北京市长彭真，群众大会照开，改为庆祝古巴抗击美帝胜利的大会。《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104页）。中古建交后，中国共向古巴提供了价值五亿四千万元的一般物资、成套设备、军事器材等方面的援助（中国当时购买古巴糖的价格是参照苏联出的价格每公斤六美分，高于国际市场的每公斤二点五美分的价格。中国当时提供给古巴的不仅是无息贷款，而且允许对方什么时候还都行。古巴要在联合公报上写明“感谢中国无私援助”，周恩来不同意。他重申了毛泽东的观点，古巴的斗争帮助了中国，中国有义务支持古巴。参见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时事出版社，2001年，以及《钓鱼台档案：中国与欧、拉美、非洲国家重大国事揭秘》，红旗出版社，1998年，613－615页）。而古巴也在力所能及之处支持中国。比如在联合国历届大会上，古巴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反对美国旨在阻挠中国返回联合国的提案。古巴还向中国提供了炼油、制糖、纺织、建筑等方面的尖端技术，并将美国向古巴发射的导弹碎片交给中国，作为中国研制导弹的参考。
另一方面，古巴于美国“卧榻之侧”不断反抗美国霸权，极大地鼓舞了拉美各国同美国斗争的勇气。比如1964年巴拿马人民游行示威要从美国手中收回运河主权；1965年多米尼加爱国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亲美独裁政权；很多国家还向美国提出了捍卫两百海里海洋权、建立拉丁美洲无核区等要求。此外，在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等国，游击队的枪声此起彼伏。这些斗争在国际上形成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声势，支持和呼应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反美斗争。因此对拉美的反美斗争，中国政府一概发表声明甚至组织群众抗议集会以示支持。
古巴革命胜利后，对中国而言，拉美不再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大陆，相反似乎变得同中国大陆唇齿相依。大大小小声援拉美人民反帝斗争的群众集会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那时的中国人不仅能熟练说出像巴拿马、圭亚那、多米尼加这样的拉美小国的名字，而且从毛泽东到普通百姓都会讲那句“■Cuba sí, Yanquis no!”（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西班牙语——因为这句话是各种规模的群众集会经常要喊的口号。中国人创作的儿歌《美丽的哈瓦那》、被填写了与古巴革命相关的中文歌词的《鸽子》等西班牙语歌曲在中国大地广为传唱，古巴、革命、反美帝国主义随着歌声印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脑海里。更有趣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和拉美同源关系的讨论又掀起一波新的热潮：1961年前后，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学术界关于是不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美洲、中国人和拉美人是否有共同祖先的讨论。可见，彼时中国人是多么热切地想象自己同拉美大陆的亲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