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监察制度具有监督、检察、弹劾、惩戒和教育的功效，是纠察官邪、肃正朝纲的制度利剑。古代监察制度遵循“钳制关系”而设置，即监察与行政分属两套吏制系统，同体而异事，共同服务于大一统政体。古代监察制度发挥功效主要依赖于：监察权相对独立，对最高统治者负责，监督纠察不受行政干扰和掣肘；监察官依法以弹劾纠错为职要，威震百官；监察有体系化、组织化、法律化的趋势，与执法、司法部门相互衔接、相互制衡；监察官必须具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和相应的业务能力，其选拔、任用和升降有相应的制度法律规定，确保监察官有威、有为、有畏；监察官权重位卑，设置精微，有利于发挥大小相制、内外相维的作用。
退出：新陈代谢励人才
退出从程序上讲是以“选贤任能”为宗旨的官制设置的最后一个环节，并对“进”和“管”产生重要影响。在古代，退出主要体现在致仕(退休)制度中，涉及到退休条件、待遇和退休后的管理，这些不仅关系到退休官员的切身利益，也会直接影响到在职官员的情绪和行为，更关系到整个官制体系的有效运作。
畅通的退出渠道确保了新陈代谢。早在《礼记·王制》中就有“七十致政”的礼制规定，汉代身为太子老师的疏广、疏受主动向汉宣帝提出退休申请，被认为是“不恋权位”、“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榜样。在古代官制中，致仕并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年老退休，而是一种“乞休”制度，即自己主动提出退休申请，称自请致仕。尽管在复杂的官场中，主动提出退休有各种原因和目的，但还是为畅通退出渠道、加速新老更替、维系官场人事动态平衡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官场中存在各种利益和荣誉，主动申请退休者是少数，更多则恋栈不去，于是采取强制退休的方式，主要做法是将退休制度与考核制度相结合。例如明朝对“老”、“病”官员就有强制退休的制度规定。退休待遇与考核挂钩，不称职或有过错者则以原品级退休，如果发现犯罪则要追究相应责任；对退休时九年考满没有过错者嘉奖，给予升两级退休的优厚待遇。退休前考核，激励与警示并存的效果很明显，在拓宽制度渠道的基础上，引入赏罚机制增加了制度的权威性和生命力，有利于增强在职官员对行为的预期。
在古代官制中还将退休制度与铨选制度相结合，因特殊需要可从退休官吏中选拔人才，使其再次回到官场任职。宋代的起复制度，为退出官场的官员提供了再次供职的渠道。明代铨选中因“急才”和“需缺”进行的“起废”、“添注”的任用方式给退休官员重新回到官场带来机会。退休官吏被起复任职，从积极意义上讲，可以为那些因忤逆权贵、直道难容、志向未遂等各种非年龄原因离开官场的贤能之人，提供再次发挥才能的机会，为选贤任能提供更广泛、更具有弹性的制度保障，但从消极意义上讲，起复退休官员为各种奔竞之徒打开方便之门。对这一制度的用舍行藏，也体现了执政者的政治智慧。
(作者为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