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朝野，奚慰英灵？丁怀瑾在问，梁启超也在问。1922年12月25日——七年前的这一天，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起兵反袁，护国运动就此爆发——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回顾护国之役，声称那是一段伤心史，他的朋友和学生牺牲了最宝贵的生命，并未换来一个真善美的中华民国，反观现实，兵荒马乱，满目疮痍，袁世凯固然死了，其游魂“依然在国内纵横猖狂”。无比伤感的梁启超，最后呼吁青年，努力“受蔡公人格的一点感化”，这大抵是护国运动所残存的纪念价值。
我相信梁启超说到这里，正如我写到这里，也许会有一种心如死灰之感。蔡锷去世，迄今恰好百年。百年过后，我读他的遗嘱，思量他的遗产，结合今人对他的印象和纪念，却也只能归结为“人格”二字。
这么说，并非要否认人格的力量。人死之后，肉身灰飞烟灭，倘能留下人格，历百年而不朽，这样的人物，绝对值得敬重。而且我也认同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的名言：“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然而需要辨析的是，所谓“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国民赖公有人格”云云，只适合作为豪言壮语。深究起来，一个人的人格，终归要自己争取，不可由他者代劳，被恩赐的人格，不是人格，而是奴格。蔡锷护国，成就的乃是他及其追随者的人格，于四万万人之大多数，并无本质改观，除非这些人因蔡锷的义举而有所觉悟，昂起了低垂的头颅，挺起了弯曲的膝盖，可叹觉悟者实在寥寥无几。
其次，蔡锷所铸造的人格，只是使人成为人，而非要求人成为英雄与圣贤。这本是人之为人的本分和底线。中国人为奴太久了，竟忘了人的写法，以至需要勇者拔剑南天，血溅长虹，才能从昏睡与噩梦之中遽然惊醒。
最后要说到蔡锷的遗产，我以为首在军事，无论练兵还是带兵，蔡锷都堪称奇才，百年以降，二三子而已；次在政治，蔡锷文武双全，这里的“文”，不是指文章（当然蔡锷的诗文并不差），而是指政事，以别于军事之“武”，试看1911~1913年间他对云南的治理，这位三十岁的云南都督，甚至征服了英国驻昆明总领事额必廉这种挑剔的外国人，后者推许他为“一位卓越的人物”，“我毫不怀疑，只要他继续掌权，云南府将是平静的”；第三才是人格。基于此，蔡锷的雄才大略，如果简化为人格，或者只剩下人格，我们实在愧对亡灵。
有人读到此处，也许按捺不住：你说了半天遗产，侧重于精神，蔡锷这么大的官，有没有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呢？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且抄一节史料。蔡锷举兵反袁，袁世凯下令湖南地方官查抄其家产，宝庆县回禀：“查蔡锷本籍，无一椽之屋，无立锥之地，其母亲尚寄食乡人家，实无财产之可查封。”
作者为法律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