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党人不管是口头还是文字的宣传，利用“正规”的场合、途径和方式进行“正面”的宣传活动当然是最为日常和主要的。像作为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的《民报》，在由孙中山所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中，便毫不隐讳地揭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及改变中国“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现状的革命目标。这也成为该刊自始至终的宣传主旨。还有像由邹容撰写的《革命军》，陈天华所作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册形式的宣传品，其直言不讳地正面呼号反清反帝、奋起革命，其鼓动力，不啻万钧雷霆。
相对于这种“正面”舆论宣传而言的另类“奇招异术”，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不惮使用的。像其党人景梅久等人就利用报纸屡施奇招。针对清方干涉报务的行径，故意正话反说。正如景氏《鄂乱怀疑篇》一文，明明是对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知之已确，深信不疑，文中偏写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张扬革命之声势，但笔下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说清方还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据长江上流，为南北重镇，水陆形势之区，兵备集屯之域也”这样的言辞出之；明明知道原清方新军将领黎元洪并无甚大名，只因被党人举为都督，则故说其为被“欧人称为第一流名将”，如此等等。作者本人后来忆述及此，特说明均系“假话”、“反笔”。其实，在当时，只要对时局真相稍有了解者，恐亦多能察其运笔故出“奇道”的策略手段。显然，这与一般的“曲笔”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作剧”般的调侃。有时其招术实施得更为奇绝，又如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国风日报》竟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正面一版，全空白，只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结果，“这纸白报一出，人心更是汹汹不定，都乱猜起来嚷嚷着说：‘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清兵大失败了！各省都响应起来了罢！不然那（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清方感到如此更为不妙，便又派警察来报馆告诉编辑：“除过靠不住的谣言，准你们登载就是。”景梅久辈自然从心里暗笑此招“真是灵验”。的确，一张“白版”，给了读者更大的猜测和想象空间，会衍生出诸多传闻，加重对清方不利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扰乱情势，这自然正是革命党人所希望的。如此“白版”，可谓“此处无字胜有字，此时出奇胜入正”。
辛亥革命党人在舆论战线上“出奇制胜”的招术可谓五花八门，具体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而总的看来，是与其正面的舆论斗争紧密配合、相辅而行并且是殊途同归的。
三、国学根底深厚的革命党人，如章太炎等人使用文言文时追求“高古典雅”；而面向下层民众，则运用白话文进行宣传，务求浅显直白
不论是口头还是文字宣传，都有一个“雅”与“俗”的相对区别的问题。口头宣传所用口语固然不像当时书面用语有那样大的差异，但无疑也有一个相对深奥与浅显、幽婉与直白的区别。
辛亥革命党人多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其领袖和骨干人物更是如此，有的甚至是国学根底很深、习惯用比较艰晦文言写作者（如章太炎），甚至有意追求“高古典雅”。像丁未（1907年）《神州日报》的发刊辞：“自古哲士哀时，达人砺俗，曷尝不以微言闳议，激荡民心，转移国步者哉！是以文致大平，垂经世先王之志；眷怀小雅，傓主文谲谏之辞……”。这样的文字，不要说在今日，即使当时，恐怕也不是粗通文墨者所能一目了然、晓解无碍者。
辛亥革命党人在文字宣传上，使用文言都是比较艰深的，当然，辛亥革命党人在面向更为广大的社会公众特别是下层民众运用白话文的宣传上，他们更显其创造性。
在清末的白话文报刊中，由辛亥革命党人所办者占相当比例。像《中国白话报》的创办者林獬，便自号“白话道人”，他在以此署名撰发的该报《发刊词》中，就这样说：“文言文报刊全是给读书人看的，任你说得怎样痛哭流涕，总是‘对牛弹琴’，一点益处没有的”，“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但他们即使识字的文化也不高，不喜欢或看不懂那种“之乎者也，诗云子曰”类“离奇古怪的文章”，自己“为着这事，足足和朋友们商量了十几天，大家都知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罢”。其表述中对“读书人”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的一概而论，固然有绝对化和偏激的不妥，但其以白话报刊来作为向普通大众宣传的有效方法的立意无疑是可取的。
辛亥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方面的这些具有较高水平的策略手段运用，无疑是其能够取得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帝制斗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