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1927年的惊觉自己已成“公物”，鲁迅与左联的合作，更是一种对自身的象征资本的自愿让渡，是他与进步政党之间基于共同的抗争诉求而达成的某种契约。徐懋庸的信所透露出的信息是，左翼文学运动的真正危机不在于周扬派与胡风派的对立——这可以通过“实际解决与文字斗争”来处理——而在于这一契约是否依旧有效，左联党团是否依旧有权与鲁迅一起统筹其符号资本的管理权：谁有权合法地“私有”鲁迅？谁可以将鲁迅作为自己的“盾牌”？站在徐懋庸的立场上，左联党团对这一权力的垄断是理所当然的，亦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必要基础，也因此，胡风派对鲁迅的“据为私有”，以及鲁迅对此的默认，已经威胁到了共管体制的运作，从而构成了一种“恶劣的倾向”，并将导致左翼文学战线的分崩离析。
“陕北来人”
张大伟在《“左联”文学的组织与传播》一文中指出，左联党团与鲁迅之间的沟通机制的缺失，成为其最终解体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判断敏锐地捕捉到了左联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事实上，左联内部的沟通不畅问题，几乎伴随着整个左联中后期的全部历史。尤其是瞿秋白、冯雪峰于1933年离开上海之后，鲁迅与左联领导层之间的联系更是日渐稀少。再加上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阳翰笙、田汉、杜国庠等被捕，周扬与夏衍等左联党团成员纷纷被迫隐藏减少活动，沟通就愈发成为问题了。
除了客观环境外，周扬等人的一些做法，也引起鲁迅的不满。茅盾回忆，左联1934年的工作报告事先都没有同作为盟主的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我走过的道路》）。夏衍也承认，“鲁迅对左联的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懒寻旧梦录》）。之后的“萧三来信”及解散左联，更使得矛盾走向尖锐。左联解散以后，鲁迅明确表示不愿意加入新组建的文艺家协会，周扬曾对茅盾抱怨：“鲁迅不愿加入这个新组织，使他们十分为难，因为鲁迅是文艺界的一面旗帜，理所当然应该领导这个新组织。而且，由于鲁迅不肯加入, 也使得一大批作家对这个新组织表示冷淡，这就使他们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我走过的道路》）这样的表述一方面再度向我们确认了鲁迅这一符号的象征资本对组织化的文学运动所具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向了共管体制的岌岌可危。
然而，这一时期的危机尚未导致公开分裂，周扬之所以找到茅盾，也依旧是希望以内部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维系一个继续以鲁迅为盟主，以左联（以及之后可能的新的左翼文学团体）为组织核心的左翼文学运动。重读夏衍回忆录可以发现，这一分裂的公开化，恐怕还要在冯雪峰回沪之后（在《夏衍谈“左联”后期》中，夏衍甚至借任白戈之口提到，“两个口号之争就是冯雪峰搞出来的”）。根据现有材料（程中原，1992），冯雪峰约于1936年4月下旬作为中共特派员到达上海，首先找到了鲁迅、胡风、茅盾等人。5、6月间，冯雪峰、鲁迅、胡风酝酿成立文艺工作者协会并提出新的口号，6月1日，胡风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6月7日，文艺家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6月15日，《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发表，此间，“两个口号”论争逐渐公开化，一直到鲁迅的公开信、乃至《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后，才慢慢得以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