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时间线中，冯雪峰与周扬、夏衍是否接触、何时接触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也正是这一点，成为夏衍回忆中反复致意的对象。根据冯雪峰与胡愈之的回忆，冯7月下旬就见了夏衍，周扬则拒绝与冯见面（《有关经过》；《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而夏衍却一再强调冯“先找党外，后找党内”，一直到7月中下旬双方才通过王学文得以见面。这一说法，从1957年的“爆炸性发言”一直坚持到1990年代的各种访谈与文章。在这种反复重述背后，不仅透出个人关系层面的对立（周扬晚年曾叫夏衍一起去看望病中的冯雪峰，夏拒绝了），更不难令人感到一种持续的、政治性的焦虑。这里的关键是，冯雪峰并非以个人身份回沪，而是作为中共特派员，作为“钦差大臣”来“管一管”上海文艺界的工作的，因而代表着党中央的巨大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夏衍所寻求与焦虑的绝非冯雪峰的个人认可，而是党中央对上海地下组织在失去中央指导的这段时间内所做的一系列工作的认定，是对自身在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位置的认定。也因此，即便在五十年以后，夏衍依旧不无激动地写道，“我们这些人”在1935年与上海局和江苏省委失联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存了组织，团结和扩大了外围群众”，甚至还在“文化的各条战线上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当他们“盼星星盼月亮地盼了近一年，盼望中央能派人来领导我们，这个人终于盼到了”，这个人却“不理睬我们”，此时，“我们这些人的凄苦和愤懑，实在是难以言喻的”（《懒寻旧梦录》）。
这些“凄苦与愤懑”源于对“巨大的成绩”的政治认定，而这些成绩中无疑包含了提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并推动国防文学运动。然而问题在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上海地下党自己根据“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报告提出的，“是上海地下党决定的，没有中央的指示”（《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在政治形势与路线斗争瞬息万变的1930年代中期，中央如何看待这一口号，便始终成为一柄悬剑。夏衍强调自己一再追问冯雪峰对两个口号论争的意见，并要求后者请示中央，正是这一焦虑的直接展现——后来对王明路线的斗争，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在另一个层面上，对当时的上海左翼文学组织而言，作为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的出现真正动摇了前文所叙的共管体制的运作。假如说之前左联党团尚可作为中共意志的代表而与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那么冯雪峰则作为“陕北来人”而切断了左联党团与中共的代表关系，甚至有取代左联党团成为中共意志在上海文学界的代表，与鲁迅相合作，接掌乃至重新组织共管体制的可能。虽然冯雪峰提出新口号时“没有向党中央请示”，但对鲁迅、胡风等人而言，冯雪峰的身份本身就代表着某种党中央意志的在场。冯雪峰曾回忆，胡风等人在宣传新口号时，就有人提到这是由“陕北来人”提出、批准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陕北来人”所特有的象征权威（《有关经过》）。
茅盾曾提醒冯雪峰，“战友”之间的争论容或有之，但“在组织上不能分裂”（《我走过的道路》）。冯雪峰自身或许没有这样的意图，但他的身份与权威、夏衍等人面对这种权威的焦虑感、胡风等人在这种权威上发现的更新左翼文化组织机制的潜力，均构成了左翼内部危机公开化，也即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前提。
懒寻旧梦？
“两个口号”的论争虽然常常被归结为一场基于个人立场对立的宗派斗争，但内里却有其“不得不然”的源头。周扬派与胡风派的对立、冯雪峰的回沪及其后果，均暴露出内在于左联、内在于19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组织的危机，这一危机可以被归结为两个问题：谁能“私有”鲁迅及其象征资本，以及谁能代表进步政党的意志。徐懋庸给鲁迅的信，以及他对鲁迅被人“据为私有”的指责，虽然言辞激烈，却依旧可以被视为试图将鲁迅重新拉回原有共管体制的一次努力。只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尝试只能遭到更为激烈的抵抗。
1934年秋，周扬找到夏衍，转告阳翰笙的建议，说“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要夏衍与鲁迅约定时间，一同去报告工作并听取意见。正是这次报告，在1936年鲁迅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成为“四条汉子”出场的原本。一次左联内部的沟通尝试，自此成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分裂与对立的公开表征，以及反反复复的政治审查、检讨与斗争的核心议题。这使得夏衍在五十年后叙述这段历史时，笔下依旧时时隐现着某种紧张与焦虑。“懒寻旧梦录”这一标题，取自李一氓赠与夏衍的一副集宋人词的对联：“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作个闲人。”较之这副对联，整部回忆录，却似乎透露着完全不同的心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