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朝廷宣布实行王田制，又因为效果不佳而收回成命的情况不同，五均六筦一旦宣布实行，即覆水难收。盖小民百姓，为逃避国家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往往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土地和人身自由，托庇于有权有势的豪强。所以，宣布废止王田制，无非是听任豪强兼并照旧进行。惟“设六筦以穷工商”，穷的只是缺乏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小工商业者。对那些原本就控制着这些事业的权贵、官僚和富商大贾而言，除了货币改制一项，五均六筦的所有其他措施，都有利于他们“缘而为奸”。故王均六筦一下达，王莽即便想收回成命，也只是与虎谋皮。惟其如此，王莽不得不孤注一掷，以币制改革为抓手，要为实现国家对经济的统制，寻找一条出路。
把任意确定币值当救命
稻草
西汉自汉武帝确立五铢钱之后，差不多一百二十年里，铸币权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那时，国家不仅有效地垄断了铜矿，从源头上阻止了民间的盗铸；所造的五铢钱，也都质量好、分量足，使盗铸者无利可图。所以，当其他改革不是被放弃，就是完全失控时，把币制改革作为实现统制经济改革的抓手，就是王莽唯一的选项了。而在王莽的观念里，朝廷既可以发行重量和面值完全相等的货币，也可以发行面值远远大于重量的货币；既可以发行优质的金属货币，也可以发行劣质的金属货币；既可以以金、银为币材，也可以以龟、贝为币材。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念，王莽不间断地一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他企图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改革，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无论币材的种类、优劣和轻重如何，货币的面值仍可以由朝廷来任意确定的观念。他深信，当帝王的意志为天下人所心悦诚服时，帝王就可以“点石成金”。
西汉从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始铸五铢钱，到公元7年王莽实行第一次币制改革之前，共计“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枚。之后，王莽一次又一次使用国家力量，企图以大量虚额面值的新币，取代流通或窖藏于民间的五铢钱，以攫取社会财富。为此，在每一次推行新币制时，王莽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如他规定，官民外出，除了路条（通行证），还必须携带新发行的货币，否则不仅食宿没有地方，遇到关卡、渡口即被扣留。他甚至还规定，公卿上朝，必须持有新发行的货币。为防止盗铸钱，他还一次又一次地制定了愈加严厉惩办盗铸者的刑罚。严重时，盗铸者被枷在囚车里去服刑；妻子儿女则被铁链拴住脖颈，随囚车步行，人数竟多达以十万计。他还对盗铸实行邻里连坐，将连坐者一概充为官奴婢。盗铸，或被连坐的罪犯在服刑地，夫妻被强制拆散，重新配对，“愁苦死者十之六七”。
然而，残酷的刑罚之下，币制改革所造成的结果，仍是“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的状况。惟坚信货币面值最终可以由国家任意确定，王莽似乎对自己的币制改革从未有过任何动摇。总是在每一轮币制改革失败时，紧接着又推出下一轮币制改革。当其他统制经济改革没有出路时，王莽就将币制改革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他始终不明白，当社会财富生产基本局限于土地产出时，工商的作用就在于“通功易事，贸迁有无”；想要通过对工商业的统制，实现国家财政利益的最大化，即便是在短时期内，也没有可能。
由“抑兼并”而为“国家
兼并”
强烈的帝王意志使王莽坚信，帝王的专制集权是无所不能的。因此，在如何实行专制集权的问题上，他虽说是一个儒生，却颇有法家的政治风格，深信帝王意志的神圣不可侵犯，严刑峻法必可以使天下顺从。他也希望从制度结构上，保证专制集权的实施。比如，他的一项重要行政改革，是将州刺史的监察权改为行政权，设州牧统辖郡县，以改变一直以来朝廷对郡县的失控。他显然也是一个制度主义者，认为在皇帝的权威之下，只要设官分职，帝王意志就一定能得到贯彻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