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就没有一点不高兴吗？
冯唐：其实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和我之前的判断不太一样，特别是宽容度，审美能力，出乎我的想象，有点失望，而不是生气。遇到这种事，我以前就是息事宁人算了。可是反而这几天来又激起了我当时说韩寒那次的心态，我觉得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飞鸟集》这件事有两点我觉得是原则问题：第一，翻译自由的问题。我当时说文学“金线”实际上是说有一个水准问题，但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原则，金线之上百花齐放，不是说一定要写成汪曾祺那样的才叫美文，写成别样的就不叫美文。
翻译也一样，“信”“达”“雅”这三个字是严复提出来的，他自己都没有怎么严格遵守，我觉得艺术就不应该存在唯一的“金”标准，如果有这样的标准，杜尚往蒙娜丽莎脸上画胡子算什么呢？过度限制多样性最后是很惨的一件事。都已经这个年代了，民众的一些常识，所谓的宽容离真正的文明社会还差得太远。你有权利不喜欢，但是你没有任何权利让别人噤声。
每个人都有翻译的自由，什么叫胡来？我觉得这是底线问题。我基本英文是懂的，我汉语也出过很多书，且不说我汉语有多天才，不说英语有多好，但是很有可能比你们好得多，我选择这样翻译一定有我自己的考虑。
那些所谓的原则，不好意思，都不是我的原则，我不认这些东西，我凭什么要跟着别人所谓的唯一的标准走？首先还不是争好坏的问题，是争权利的问题，你能不能这么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最近在看日本26岁的天才小诗人石川啄木的诗集，周作人翻译的，他所有的诗都只用了三句，“在东海的小岛之滨/我泪流满面/在白沙滩上与螃蟹玩耍着。”“不能忘记那颊上流下来/眼泪也不擦去/将一握砂给我看的人”“对着大海独自一人/预备哭上七八天/这样走出了家门。”他把日本排句都弄成三句，我觉得很了不起，即使在形式上都很了不起。这种创作自由你都不给的话，那这个世界还能存在什么东西？
第二，这是一个基本审美的问题，如果大家认真看了我的翻译，认真看了郑振铎的翻译，认真看了泰戈尔《飞鸟集》的英文原文，如果还说冯唐的翻译一无是处，或者差得很远，我只能说这个人的审美有严重问题，至少跟我理解的审美体系差得太远了。你偏说明式家具比宜家的要差那我也没有办法，那你只能自求多福了。从这个角度，我又发现中国人的美学教育比常识教育还差，美盲比文盲更多。
很多人对所谓的权威，莫名其妙地过度崇拜，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很多问题，要不然成神，要不然就是屌丝，中间状态他们不允许。那个年代的现代汉语，还在一个形成期，因为他们是成名的人，因为他们是郑振铎，因为他们是郭沫若，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中文就很好，那是扯，我觉得这太不实事求是了。郭沫若的《女神》有哪几首是好诗？美感不好不要侮辱别人的美感。
所以，基于这两点原则，我有资格翻译，而且我觉得也翻译得不错啊。你有你的声音，我有我的声音。
我也不觉得《飞鸟集》是写给儿童的，我也完全没有想去亵渎泰戈尔，去糊弄，如果让我重新去翻译，还是会这么做，不会做任何改变。别人认为我应该怎么样去做，他们可以自己去嘛。
一场有预谋的“炒作”？
我讨厌任何形式的阴谋论
问：你说持“阴谋论”的人很多是缺乏常识，这件事情“炒作说”确实一直不绝于耳。
